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研究南宋理学与文学的关系。
心学派别在“六经注我”思维方式的作用之下，其“本心”论对文学思想和文学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心学的开创者陆九渊主张以道为本、以文为末，而他所谓的“道”，多是指向具有先验道德意识的“本心”，他认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方是文”。不过，陆九渊并不排斥“文”，在“道”本“文”末之下，包含了“文”“道”一致的理念。受到陆九渊先验性“本心”思想的影响，陆九渊还提出了“人之文章，多似其气质”，他反对作文走向繁富、支离，力求“简易”，在文风上追求“平淡”与“刚健”兼济。陆九渊对历代诗歌的批评也具有心学思想的意味，这一点在他推崇以黄庭坚为核心的江西诗派诗歌创作上表现最为突出。同时，陆九渊抨击丧失“道”本的时文，主张回归古文。而心学对文学的极端影响则体现在杨简的《诗经》研究上，他是通过《诗经》的解读直接宣扬他的心学思想，《诗经》研究是他心学思想表达的载体，杨简认为《诗经》就是“本心”(“道心”)的体现，为此，他甚至脱离了《诗经》本文，生硬地贯注了他的心学思想，他主张不外求诗旨，只要向“无邪”的“本心”获取即可，故而他反对《毛诗序》历史化和“美刺”法的解读。杨简的这种极端解诗的方式在后世的《诗经》研究中并没有得到继承。
湖湘学派以“性”为本体的思想对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宏和朱熹的《青山》诗之争潜藏的是两派“体”与“用”不同思想内涵的碰撞，同时说明了理学家某些诗歌创作的动机和文学家并不相同，是出于思想讨论的需要。而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张栻在文道观上则主张“理必有其实而后有其文”，但同时又认为“文质偏胜，则事理不得其中”，并不偏执于“文道”任何一方。张杖认为“学《诗》则有以兴起其性情之正”，在诗歌创作上，和他重视实理的文道观相适应的是，张栻重视“读着似质，却有无限滋味”的“学者之诗”，追求“不可直说破”、“婉而成章”的诗风，而反对徒作浮词的“诗人之诗”。
作为理学变调的事功之学个性非常分明，他们的文学思想也濡染了极强的事功色彩。陈亮和叶适都主张文学要事天教化，有着突出的功利意识。文学思想上的事功要求使得陈亮和“以理为本”的朱熹围绕《抱膝吟》的创作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反映了事功思想和道学思想之间的差异。不过在义学思想的事功性上，事功学派并没有走向极端，陈亮提出“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有宗经的倾向；叶适也反对行文舍弃“义理”，“义理不足而质实有余”并不是最好的文章。同时陈亮“立意精稳，造语平熟”的词论，尤其是重词而胜于重诗的观念在宋代的诗学史上独树一帜，其近拍词的创作理念在陈亮的词作中也得到了回应。而叶适追求“文欲肆”，抵制模拟的风气，透露了叶适文学创新性的要求。特别是叶适对“永嘉四灵”的提携，既有不满江西诗派的特定诗学背景，也有排击朱熹理学深层次的学术成因。不过，叶适对“永嘉四灵”的创作同样有所批判，主要是在学习的对象上，两者产生了严重的差异。
婺学的代表人物吕祖谦所编选的《古文关键》主要是为士子们科考服务的，因而《古文关键》表现出对“法”的极度重视，使得模仿具有了可能性，故而吕祖谦在选文上重视文法有时超越了对文章思想的重视，这在苏轼和曾巩文章的总评与具体选择之间的矛盾性上，得到了最显著的体现。吕祖谦所编选的《宋文鉴》则体现了其学术思想的“兼总”性特征，其选文的宗旨既以“治道”为准，又注重文采，并不完全囿于一端，在选文的方式上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宋文鉴》选文的宗旨和选文的方式在朱熹、张栻、叶适等理学家中引起了较大争议，褒贬不一，潜在的是学术思想上的交流与争执。当然，《古文关键》和《宋文鉴》所反映文学上的差异性，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个人私选和奉旨官选编选性质的不同所导致的。
理学家的集会有时或多或少地与文学之间发生内在的联系。有的在学术思想交流之余，进行文学上的唱和，又不自觉地渗透了学术思想的内涵，如南岳倡酬；有的则在学术思想的交流之下，潜藏了文学性的因素，如鹅湖之会。南岳倡酬和鹅湖之会的诗歌唱和实际上代表了理学家诗歌创作的两个类型：富有形象性的理趣诗和纯粹说理的论道诗。由此可以看出，理学家的论道和诗歌创作并非决然对立，不能融通，所谓“论道吟心乐，吟诗笑眼开”。不过从理性上来说，理学家通常在诗歌创作上都有“悔作”的倾向，但受到外物的感发，他们又往往能够冲破自我理性的束缚，情不自禁地吟咏诗歌，显示了理学家文学理性和文学创作之间的矛盾性。
通过南宋理学家文学思想与文学活动的个案研究，不难看出，“道本文末”、“重道轻文”是绝大多数南宋理学家文道观的共同特点，但这并不代表南宋理学家漠视文学，他们基本上能够接受“文”的存在。和绝大多数北宋理学家对他们的文道观严防死守、很少进行文学活动相异的是，南宋理学家的文学活动表现了对自身文道观的背离。这一点在南宋理学家编选了数量众多的文章总集上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他们的选文并不是以理学之“道”为唯一标准，开放性较强，也很重视文学性，只是到了南宋未期金履祥等人编选诗文总集上表现了对理学的独尊，又有回归北宋理学家文道观的倾向。受到对理学之“道”追求的影响，绝大多数理学家对功利性较强的时文加以排斥，不过，相对于“诗赋”类的时文来说，他们更重视“经义”类的时文，因为经义直接关注了国家政教或世道人心。说到底，南宋理学家认为时文最终还是要表现理学之“道”。理学对南宋时文的创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严重摧伤了词科等时文科考。受到南宋理学家注重“内省”思想的影响，南宋理学家多追求“优游不迫”的文气和平淡、自然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