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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党政治是一个源自西方的特定现象。政党政治的发展是社会利益主体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不均所导致的社会、政治层面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紧张关系的动态回应。这种由科益分化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又体现为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内部配置以及两种权力之间的不平衡性。西方政党政治则为西方权力结构的均衡提供了条件，但政党政治的有效运作要以公民社会的充分发育为前提，而公民社会又以公共理性的形成为基础。所以，在西方社会，政党政治、公民社会、公共理性三位一体重复释放着权力结构的内在紧张所积累的能量。由于西方政党政治的生成关联着商品经济的发生，因而也关联着内生的市场逻辑对于权力结构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西方政党政治的特定语境。
与此不同，在中国，政党政治首先关联的是革命的逻辑，革命是一个与重构相关的概念，是要引入与传统截然相反的民主形式来整合国家。然而，中国革命的过程又必须首先是一个排斥分散化的权力集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反市场的经济集中化。故而，中国政党政治的生成语境中，既包含着传统的因素，又包含着对于民主的追求以及中国革命逻辑所形成的特定路径。当今天的中国与西方社会一样不排斥市场经济时，市场逻辑也与其对西方社会的支配作用相类似，在塑造中国社会权力的同时也通过这一权力结构要求政治权力理性回应。而政党作为向社会和国家两头渗透的主体，它对于权力结构的理性均衡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同时，权力结构的均衡要求也左右着中国政党政治的成败。正是从权力结构的均衡这一视角出发，本文以通山县D村以及D村的地域背景为考察对象，分析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政党向乡村社会渗透的基本轨迹，挖掘其渗透过程以及它行动于乡村社会所遵循的基本逻辑，而这一逻辑既具有源于西方的共时特征，也具有衍生于传统的历时性质。
在第二章本文认为近现代中国政党向社会和国家两头渗透与传统社会士人群体的社会、政治行为具有某些类似的特征。士绅作为国家体制外因素整合乡村，避免了国家体制力量向乡村底层过度下沉，从而一定程度保证了权力结构的均衡状态。但士绅并不是纯粹的社会权力载体，其精英化过程，也即权力的合法性主要不是来自于社会的赋予，而是来自于国家体制。与此同时，士大夫的权力也非来自于士绅的赋予，因此，以士绅为载体的精英化社会权力得不到以乡村普通成员为载体的原子化社会权力的制约，而且，精英化的社会权力也不能制约士大夫为载体的政治权力。在权力的扩张特性的作用下，以士大夫官僚权力为主体的政治权力一旦巩固必然持续向下渗透以获取不能满足的利益，在官僚精英的扩张的权力侵蚀和经济掠夺之下，士绅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和其赖以支持的经济利益结构决定了其权力性质蜕变的必然性，因为这种权力的依赖后盾不再是乡村习俗和乡村社会的认同而是国家机器和官方意识形态。一旦士绅社会权力的社会属性蜕变，乡村社会权力的精英化过程势必中断，而原子化的乡村普通个体直接面对着国家体制力量和体制化力量的掠夺，这就是说，士绅作为士人群体的一部分不能长期保持权力结构的均衡，也就不能保证社会的治乱循环。
在第三章，笔者通过对D村的外部背景地域通山县的实地考证和文献检阅，探讨了国民党在获取了国家政治权力以后向乡村社会渗透的因果关联。国民党力图在中央党政合一，在地方党政分开，以便国民党组织在地方社会非体制化而成为社会权力载体。然而，地方党政分开模式使国民党向乡村社会渗透困难重重，国民党在乡镇或保的组织要么形同虚设，要么不存在，因为“党政分开”使国民党基层组织在社会资源的争夺中处于下风，普通党员难以通过组织获利。为应对组织的萎缩，国民党在乡村社会不加甄别地吸纳党员，将地方土豪劣绅网罗进组织。这些豪绅依附于国民党组织并不是出于对国民党党义的信仰，而是希望通过组织的名义将其巧取豪夺的行为合法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在乡村社会的吸纳行动依然不能解决社会权力的精英化问题，反而方便了劣化的社会权力载体依附于体制。这样，原子化的社会权力通过精英得以凝聚的媒介被阻断，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的良性制约与转换无法实现，原子化乡村个体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在第四章主要通过史料分析中共创建到农村社会实行土地承包以前共产党在通山县活动的行为事迹、遭遇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认为共产党作为弱势的反体制力量时刻面对着体制力量的强大压力，这种压力成为共产党向乡村渗透的内在动力。共产党只有通过道德化、社会化表现取得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才能掌握巨大的社会权力来对抗体制力量。然而，在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以后，外部压力顿失，乡村各级政权组织都实行了党政合一权力集中化的管理体制并且随着经、社合一的公社体制的建立，体制力量一直渗透到了社会最低层，社会权力被压缩到了社会个体的内心领域，权力结构急速失衡，高度集中的权力难以实现对权力精英的有效规范，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领袖发起了对体制精英的斗争运动，这种运动是政治领袖以自身的威望急速聚集社会权力强烈冲击权力结构，从而对形成政治权力载体的威慑，以致形成权力结构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只能短暂维持，因而运动需要反复。但这种从“四清”到“文革”的运动模式往往导致政治结构的破坏和社会的动荡，
第五章主要通过对D村实地考察、访谈、并通过收集资料来理解农村社会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后共产党村级组织的的活动及其与村治机构的内在关联。在实现土地承包以后，D村实行了村民自治，形成了村主任和村支书的二元权力结构，在一段时间内并不有利于D村的有效治理。随着D村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分化，二元权力结构被“两票制”产生的“一肩挑”取代，这种模式一旦产生，尽管精英内部存在不一致，但这种不一致性渐渐在博弈中由于利益互惠的需要转换为纵向上镇和村的精英结盟，横向上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的结盟。结盟在非公民社会的村庄背景下使“两票制”的约束功能失效。这种结盟还体现于村庄共产党组织对于村庄能人的吸纳模式上，它是国家体制对自治体制的逐步侵蚀，不仅使得村庄选举产生的社会权力渐渐无效，并使“村庄能人”这一可能的社会权力载体依附于官僚化的治理体制且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种转变导致社会权力载体消失，权力结构失衡，同样使社会权力的精英化中断。缺乏精英化的表达渠道，原子化的普通村民的权益无法通过规范的方式保障，这也可用于解释农村抗争的泛化。由此可见，在D村，本应作为精英化的社会权力载体的共产党基层组织，由于精英结盟反而成为促使社会权力官僚化的媒介性元素。
本文通过对士绅阶层、国民党和共产党乡村组织的基本行为和功能的解释与比较提出了社会权力的官僚化、原子化和精英化三个核心概念，并且观察到社会权力的官僚化会导致社会权力的精英化过程中断，进而导致社会权力原子化，最终造成权力结构失衡。这一失衡表现为组织化的国家权力与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权力之间的不平衡性。这种绝对的不平衡使离散的乡村社会个体呈现在组织化的国家体制力量面前，无法通过规范的形式表达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在D村，精英结盟是乡村社会权力官僚化的最近体现。本文认为政党下乡的关键是要保证权力结构的均衡，而要保证这一均衡，政党作为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整合媒介，其乡村基层组织必须弱化利益取向和体制化功能，强化自身的社会功能，培育村庄公共空间，并提升村庄社区的公共理性水平，促使村民身份向公民身份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权力的精英化顺利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乡村社会权力原子化，并且反过来保证村庄权力结构的均衡。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下乡不仅仅是政党支部下沉到村庄吸纳精英的问题，而且还是如何通过完善和创新制度从本质上改变党员的价值取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