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墀达玛吾东赞是吐蕃赞普王朝的最后一代赞普，即四十二代。对吐蕃赞普王朝史而言，吐蕃末代赞普墀达玛吾东赞，与聂墀赞普和松赞干布一样，同样是一位划时代的历史人物。他以其卓越的能力、胆略和见识，以罕见的改革精神进行了禁佛。正揭示了处于末世晚景的吐蕃王朝之社会结构性危机，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则通过这一历史事件全面暴露出来。对于禁佛的原因和后果众说纷纭，以往的分析过分地强调佛苯之争原因而忽视了经济、政治、生产等的原因。禁佛绝不是一件偶然事件，而是统治阶级与包括佛教徒在内的广大人民的斗争，也是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结果，一个侧面，它是当时一系列复杂矛盾的结果，佛教僧人与赞普和贵族大臣的阶级斗争，广大百姓与出家僧人的社会斗争，显然主要不是信仰之争，也非大多数人认为的佛教与苯教之争。墀达玛吾东赞在位执政后期，在兴佛问题上采取与历辈赞普截然相反的立场，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他预感到继续大力提倡佛教将不利于王朝政权和生产力的发展，百姓的生活，以及对外的扩张战争等，进而改变和削弱赞普和大臣在吐蕃王朝体制中既有的权势与地位。此时，吐蕃社会的阶级矛盾更趋尖锐。因他即位两年左右后进行了吐蕃历史上的第二次禁佛，墀达玛吾东赞禁佛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绝非受他人操纵的冲动，没有贵族大臣们的操纵下也会爆发的，不同的只是时间早晚，规模的大小而已。这次禁佛事件，不但对佛教是一种重创，而且对吐蕃王朝的崩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整个吐蕃赞普王朝，两次禁佛并非是缘于王室与大臣在信仰上的差异。到墀达玛吾东赞时因为佛教更符合于僧人的利益而不利于赞普和贵族大臣，以及广大人民的利益。墀祖德赞时期让僧人全面主政及对贵族大臣传统权力削夺，导致了吐蕃权力体制的严重失衡。所以，表面禁佛事件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僧人与赞普王室、贵族大臣、广大百姓之间对利益和权势的争夺。他反对佛教显然很大程度是基于佛教与其自身、大臣、王朝、人民利益的冲突与不谐调，因而，对墀达玛吾东赞的研究，无论是对于佛教史还是对于吐蕃赞普王朝史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何看待墀达玛吾东赞其人及禁佛事件，关系着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墀达玛吾东赞禁佛的本意在于解放生产力，减轻百姓的负担，以增加日益空匮的国库收入，他发现佛教紧紧地限制了王权，僧侣的大量增加与七户养僧制的存在是财政收入锐减的根源，而寺院的大批兴建，劳民伤财，导致国势衰弱，加之发生了空前未有的瘟疫、霜雹、旱灾、洪水、自然天灾频繁发生。基于这种情况，为了解放生产力、增加国库收入、实行了禁佛，下令废除了寺院中佛教僧众寄生他人的制度。从这点来说，笔者认为，藏文大部分史料对墀达玛吾东赞的评价过于偏激，基于当时为解放生产力、增加国库收入、减轻百姓负担、发展人口的目的，因此“如果抛开宗教偏见，实不乏政治史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