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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春秋》一书，历叙先秦时期吴、越两国的史事，而其重点则在系统地铺叙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故事。该书虽然大量取资于《左传》、《国语》、《史记》等经典史籍，但作者并不拘泥于此。在叙述时，作者显然掺入了不少佚闻传说，其中恐怕也不乏作者的想象虚构之辞；同时，作者又注意到故事的完整性，注意写清其来龙去脉。所以，从记载史事这一点来说，该书是一部杂史；而从它记载的内容与格调来说，又不同于严谨的史家之实录。它实是一部介于史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作品，可以说是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因此，它虽然在古代被列入史部，而且也常常为一些史籍方志如《吴郡志》之类所取资，但该书读起来显然比一般的史籍更为生动，更加富于情趣，或者说，它更具有文学性，因而它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也影响深远。应该说，该书既是一部历来公认的历史典籍，又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在我国的史学史与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吴越春秋》虽然在我国的史学史与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古代研究该书的成果往往只局限于校勘注释，对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研究被忽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吴越春秋》的文学性受到了关注。八十年代以来，《吴越春秋》的研究更是不断升温，不但有校勘、注释、翻译的著作出版，而且有不少考释的论文发表，而研究其史学价值和文学成就的论文就更多了。
作为一篇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论文，我们想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有进一步的贡献。回顾以往的论著，除了对作者、版本以及史学价值进行研讨外，研究者主要从体裁归属、主题思想、叙事特征、传奇色彩、人物刻画、诗歌特点等方面对《吴越春秋》的文学特性作了探讨。《孟子·万章上》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由此看来，作品本身的内容和文辞固然值得重视，但只着眼于此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以意逆志”，应该去探讨作者的创作倾向。考虑到以往的研究者大多只着眼于《吴越春秋》文本本身的具体内容与形式去进行发掘，而从作者的创作倾向去研讨《吴越春秋》文学性的研究成果还不多，所以我们想主要从这一方面作进一步的研讨。
仔细审视《吴越春秋》，作者往往对以往的经典史籍随意删削、随意改动，有时还因为对经典史籍漫不经心而导致错乱，所以，从作者对史料的处理就可以看出《吴越春秋》的文学特性。
其次，《吴越春秋》一书具有浓厚的谶纬色彩，其中有不少有关干支占日、天地分野、占梦的记述。这些内容，根本不符合先秦时期的实际情况，所以，从作者收罗这些内容来看，也可以明显地体会到该书的文学性。
再次，人物形象的刻画，是《吴越春秋》文学性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本文也兼顾之。我们试从伍子胥的形象重塑来考察其文学性。我们认为，秉承古代史实而攀援早期史籍，六经皆注于我而超越历史原型，根据审美理想而曲改部分史实，广采民间逸闻而虚构故事情节，是作者重塑伍子胥形象的主要创作手法。虽然该书在个别地方还存在一些构思失当之处，但我们也正可以从中看到作者为了人物形象的艺术塑造而对生活真实的漠视。这也正体现了作者写作时的文学倾向和该书的文学性。
最后，《吴越春秋》保留的诗歌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该书实是一个众体纷纭的古诗宝库，它既保留了最原始的文学史料--弹歌，又保留了楚辞式的歌吟以及好几首七言诗。这些诗歌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尤其在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史料作用。为此，我们单列一章，以求充分地揭示《吴越春秋》的文学特性。
总之，《吴越春秋》所具有的文学价值甚于其史学价值，其文学性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此外，我们在研究《吴越春秋》的文学价值之前，先研读了《吴越春秋》的各种文本，因而发现周生春的《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在“辑、校、汇考”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于是在第一章论述了该书的错误与疏漏，这也应该是本文的一大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