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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中国发生了全方位和多层次的社会变迁,城乡社会结构转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城乡社会结构的研究主要从宏观的、实体性的角度进行,而微观的、象征层面的分析则相对甚少。事实上,在吉登斯、布迪厄等当代社会学理论家那里,社会结构已不再被当成外在的客观事实,而是与社会行动、主观意识等密切交织的实践过程。结合当代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与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我认为,关于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的研究面临一个微观转向问题。对此,我们提出“象征社会”的分析视角。从这一视角看,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媒介信息与象征标记越来越成为社会群体身份的分类工具与型塑机制。
“象征社会”至少包括如下意涵:其一,信息的制造、传递、接收、排斥、消化和改进等成为人们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以至于人们往往根据某种信息或象征系统解读社会生活的意义；其二,外因而不是内因越来越成为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往往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外部信息的引导与塑造；其三,信息和象征系统的制造、占有和操控成为权力支配的体现,拥有信息和话语权力的人可以单向地将意义框架灌输给其他群体,由此形成以信息和象征系统的生产与传播为机制的身份区分逻辑。因此,信息与象征标记广泛散布的城市社会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社会,而是充满象征标记和身份领地争夺的权力场域。
在“象征社会”的分析视角之下,农民工群体所负载的一系列表征其社会身份的象征标记,如服饰、体态、表情、语言等身体特征,居住地及其风格、大小、功能等空间特征应该纳入社会结构转型研究之中。这些象征标记常常成为城市话语(媒介信息、文本框架、社会评价等)所加以利用的标签,由此建构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身份并型塑其自我意识与社会认同。这些问题蕴含在社会结构变迁之中,或者说是社会结构研究的微观层面和人文向度。所谓微观层面,是强调身体、空间、话语与认同等问题大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宏观的结构分析往往力有不及；而人文向度则意谓这些问题往往难以通过量化的方法加以研究,在“动手”之外,还须“用心”。
不仅在传统与现代对比的意义上身体、空间、认同、话语等问题差异较大,而且在横向的社会群体之间,它们也往往与社会身份、地位、声望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正因为这些问题与社会身份、地位、声望等相关联,就意味着身体、空间等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区分的结构性力量。这促使我试图将微观现象的象征意义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勾连在一起,以期通过对微观问题的关注和分析来探寻城乡社会结构转型之势。我认为,城市市民群体与农民工群体之间在身体、空间、认同、话语等方面呈现出二元化的特征和趋势,这种特征和趋势不仅是物质性的、外在可见的,也是文化性的、隐秘的,可用“象征二元结构”概括之。
所谓“象征二元结构”,意为表达不同群体身份的社会象征系统及其运作呈现出二元对立或两极趋势,它彰显了不同群体在身份、地位、声望等方面的二分化与不平等,进而成为社会身份分类的微观型塑机制。象征二元结构突出地表现为,农民工群体所承载的诸多象征标记使城乡界线由“城乡之间”移入“城市之中”,进而凸显出更为直接而醒目的“城市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前后的社会变迁中,“象征二元结构”由它所表现的阶级区分的政治功能逐渐转入日常生活领域,成为型塑不同社会群体的身份、地位与声望的微观权力机制。
以服饰、语言、体态、表情等为表征的身体历来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蕴。农民工群体将一系列的身体标记带入城市,同时也将城乡身份界线由“城乡之间”带入“城市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原有的城乡区分更加明显,所谓“鹤立鸡群”远比“鹤离鸡群”更能说明“鹤”与“鸡”的差别。在城乡对比的意义上,作为象征标记的身体呈现出二元化的趋势,即身体的各种特征都表现为两个象征系统之间的对立,它们彰显了城市市民群体与农民工群体乃至社会上层群体与底层群体之间的社会区分与不平等。
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是社会空间转变的过程。改革前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治理术”使社会空间打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烙印。这一现象随着改革的开展有所弱化,社会空间呈现出“去政治化”的过程。然而城乡之间的制度与身份差异、发展起点与速度的差距又催生了社会空间的“再政治化”,这突出地表现在农民工群体的生活轨迹中,即农民工“漂移的社区”与城市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进而象征性地标记了农村与城市的界线以及农民工身份的“他性”。社会空间的“再政治化”彰显了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群体在生活空间的占有能力、占有机会以及占有数量上的不平等,因而折射出空间上的城乡象征二元结构。
身体、空间等象征标记不仅外显于农民工群体城乡之间的社会轨迹中,还在时间积淀中内化到他们的心灵深处,并型塑其自我意识与社会认同。农民工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往往存在冲突和不一致,即其自我认同不是社会化过程中主动的自我意识积累,而是受制于城市话语框架的单向建构,这使他们常常被动地接受来自城市主位的形象编码。同时,对亲属网络的依赖反映了农民工对“外人”的不信任以及农民工社会流动中国家与制度的缺席。但在通过城乡对照以凸显现代性的国家形象时,国家的缺席却意味着其更强有力的“在场”与支配。这一切促使农民工的自我认同处于社会力量的操纵与挤压之下,难于与其社会认同达成协调一致,二者之间的裂隙导致农民工“心灵二元化”的生成与维续。
在社会建构论的意义上,身份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社会性意义与价值的调整和塑造。网络、影视、报刊、书籍等大众传媒的内容来源于社会生活和对社会现象的关注,同时它们又建构和塑造社会现象,营造一幅幅象征秩序的图景,这种图景往往是社会分类与社会排斥的图景。大众传媒是社会分类的工具。在中国社会,这种分类常常通过一种矛盾性叙述加以表现,即在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农民工自身,进步与落后、觉醒与蒙昧、自主与依附等价值等级往往交织在一起。农民工群体的“抽象化”与“他者化”即为社会分类的结果,并反衬着都市社区和精英群体的“先进性"与“优越性”。在“我-他”式的分类体系中,象征性的身份话语同样呈现出二元对立的格局。
以身体、空间、认同、话语等为主要内容的象征二元结构是社会转型中宏观、外在社会结构的微观呈现,它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内化为社会行动者的心智图式或性情倾向,进而通过作用于行动者的思想与行为而参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国家往往通过大众传媒的运作,利用象征标记二元化的两端营造一个“问题化农村—梦想化城市”的叙事,“梦想”成为现代性的主导性追求,而“问题"则是“梦想"予以超越的对象并且反衬出“梦想”的巨大吸引力。因此,国家对象征因素的文化建构,产生弥合“客观现代性”与“表达现代性”之间距离的效果。
总而言之,本文意在从象征层面揭示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特征。虽然改革以来以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导向的社会转型逐渐扭转了城乡二元分割的刚性格局,但在城乡之间迂回徘徊的农民工群体的生存样态使我们更加直接和清楚地看到,在社会成员的观念与心理世界中,农村与城市的隔阂,城乡之间社会身份的对抗却依然根深蒂固,或者说镌刻在人们身体、空间、身份与观念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鲜明刺目。在城乡互动日益增加、“和谐社会”话语深得民心的条件下,如何减少对农民工的政策与身份歧视,并相应增加其应有之国民待遇,无论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对学术研究者来说,都是不可忽视和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