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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理学分支的经济地理学，在1990年代以来，愈来愈多地开始倾向于用制度和社会文化因素来解释现实中的区域经济发展。这种理论视角将制度视为形塑不同区域经济发展轨迹的重要中介及产物，认为区域并非是固定的领域区分，而是变化中的社会建构，并受历史变迁及社会镶嵌的影响。
本文依循的研究方法论，乃是在全球化与中国转型脉络下，以制度转向的地理学分析视角，将抽象的假定基于真实的区域经济活动，通过对“社会建构”中主要“社会经济行为主体”在特定区域层级与制度转型条件下行为过程的分析与考察，探讨区域空间生产如何“真实”地镶嵌于社会制度与特定的“地方”，并提出中国制度空间与区域发展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中国若干层级区域发展过程中“空间差异”的形成及其机制。
研究首先回顾了西方制度取向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背景及其研究主要内容，认为其研究集中关注于对发达国家与地区尺度较小的“特殊产业区”，并主要探讨非正式制度与产业聚集、产业升级与创新的关系，忽视了各级政府与中央政权的角色与作用，对那些于“地方”影响较大的、更大尺度空间或民族国家层面的宏观正式制度关注较少，欠缺对各个空间层级的制度“套叠”组合与变化机制的分析，且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制度转型国家关注不够，因而其理论应用借鉴相对有限。
在此研究认识上，本文梳理了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与制度演化、经济社会学的制度分析视角、以及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思想，针对在全球化与转型脉络下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与区域发展特点，基于区域发展的空间逻辑关系(“产业空间——人居空间——区域空间发展”)，建构了中国制度空间与区域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四种制度空间概念模型(“制度厚实空间”、“制度稀薄空间”、“制度磁滞空间”与“制度萎靡空间”)：通过观察镶嵌在不同地方尺度(层级)的行动者与空间组织、调节与治理方式，并掌握“全球——地方”多重地理尺度纠结下所构成的空间现实与复杂建构过程，以充分理解特定区域空间下之制度变迁机制与空间镶嵌过程。在制度空间理论的应用分析层面，本文主要选取了与空间发展有相关针对性的经济制度，分析了在全球化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与若干层级的空间生产过程。在宏观区域层面，本文将国家正式经济制度转型纳入区域空间生产分析的视野，探讨了制度在中国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以“特殊的产业空间”——开发区为案例，分析了在“试错式”的空间生产与“制度稀薄”隋境下的空间生产过程与本质特性。在中观珠江三角洲层面，本文以典型的高密集城中村(高容积率、高单位居住人口、较多违法建筑、较多集体资产)为空间案例，以制度空间理论解释了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地区高密集城中村的形成过程。在微观产业空间上，研究以与全球市场紧密相关的东莞PC制造业为案例，在经验层次上分析了在加工贸易制度框架下，“过度镶嵌’’在“工缴费”制度与“计划性生产合同”所形成的“制度磁滞”，成为新时期东莞PC产业发展与升级的重大制度性瓶颈。
在制度空间理论的政策蕴涵层面，本文集中围绕中国“区域与城市治理结构”、“行政区划设置与变革”、“地方发展策略与路径”三个主题，探讨了如何形成“在地制度调整”的优势基础与建构“制度厚实"的空间过程：如何通过制度形式与空间安排，改进地方空间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降低区域产业分工网络中的交易费用；如何采用“扁平化”的区域发展与治理结构，改善回应效能，增进区域发展的空间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