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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话剧创作进入低谷,过士行带着《鸟人》登上中国当代剧坛,给中国话剧注入活力。短短十多年间,过士行的话剧不仅在国内引起两面评价的争议,也引起了域外的重视与研究。鉴于以往学者尚没有形成系统性解析成果,且将其定位为京味话剧或先锋、边缘化话剧不够全面,因此,对过士行剧作进行一种比较全面、客观的研究与评价,显得十分必要。
本文认为,过士行的作品从不同侧面对大众生活进行了反思,他希冀通过特有、极端的艺术表现手法寻求大众生活的和谐,全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
第一部分论述了过士行通过死亡与新生、闹剧与猝死、赞美与诅咒等对立却又严肃的主题游戏式颠倒互换,对人们生活状态进行了解析与重构。同时论述了其采用开放性空间、多主角化人物、多层次主题等反传统、散文式话剧构架,使其作品最大限度承载所要表达的信息,如钻石般影射着人们生活的不同角落。
第二部分论述了过士行剧作大量运用京城方言、闲适游戏中的行话、歇后语等语言,体现了新中国话剧大众化的传统特点,但同时,其反其道悖论式运用语言,制造出独特的艺术效果,表现出其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
第三部分论述了过士行通过人物选择上的平民化却超人化、意象捕捉上的寻常化却丑陋化及故事设计上的传奇化且怪诞化,体现了其作品来自现实生活却脸谱化、荒诞化的审美情趣。
最后论述了由于作者本人具有极其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深厚的生活阅历,其价值观具有多元化倾向,能够包容大众的多层次价值选择,同时论述了作者希望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体现了其希望“万物皆和谐”的创作理想和终极关怀。
总之,过士行剧作视角新颖、独特,创作手法具有开创性,是对传统戏剧观念补充,所塑造的人物是对话剧作品形象的补充、丰富与完善,为戏剧的基础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