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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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是于清代乾隆时期编纂的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综合性丛书,汇聚了乾隆及其之前我国古代的重要图书典籍,是对我国历代文化典籍的系统整理与总结,《四库全书总目》是因编纂《四库全书》而产生的目录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体大思精、分类严密,著录典籍达一万余种,利用三级类别建构分类系统;体例完备,撰有提要与大小序,是我国古典目录学集大成之作,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学术和目录学价值,其分类体系历来为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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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是于清代乾隆时期编纂的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综合性丛书,汇聚了乾隆及其之前我国古代的重要图书典籍,是对我国历代文化典籍的系统整理与总结,《四库全书总目》是因编纂《四库全书》而产生的目录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体大思精、分类严密,著录典籍达一万余种,利用三级类别建构分类系统;体例完备,撰有提要与大小序,是我国古典目录学集大成之作,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学术和目录学价值,其分类体系历来为人重视。它具有圣谕、凡例、部序、类序、案语、提要六种分类阐释方式,是古代书目中分类阐释方式最全备的一部。古典目录学的宗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被视作读书治学之门径。古代书目是通过隶类书籍来建构学术系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体系发生巨大变革,六分法始向四分法转变;隋唐以降,经、史、子、集四分法成为正统的典籍分类方式。《四库全书总目》仍是采用四分法,经、史、子、集划分成四十四类,四十四类由六十五子目归纳而成,六十五子目再由各部典籍组合而成,三级隶属结构,即:部、类、子目、具体典籍,借助层层隶属关系建立清代学术体系。《四库全书总目》将书籍分为“著录”与“存目”,是其书籍收录的一大特色,更是目录学史上的一大创举,凭藉存目体例收录伪本书、残本书、庸俗之书、异端之书等。《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是最早为零散的提要稿进行完整且系统的分类,《四库全书荟要总目》随其后,至《四库全书总目》定尊分类体系。将它们的典籍分类方式进行横向与纵向对比,罗列类目设置、名称、次序的不同之处,剖析分类差异缘由,明晰四库馆内部有关典籍分类的发展演化过程,有裨于从动态角度理解《四库全书总目》分类体系的建构。《四库全书总目》编次典籍依据时序原则,类例设立“酌篇卷之多寡”,以求“类聚得体,多寡适均”,皆是对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学中重要隶类原则的承袭。类简书繁是古代书目的显著特征,《四库全书总目》善于创新类例,凭藉附录与杂类,简明类别,并对内容庞杂、收书较多的类目细分若干子目,化解书多、书杂、类繁的典籍分类矛盾。目录学是中国学术史的写法,无论何种目录学著作无不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四库全书总目》是以清廷为主导的官修书目,相比私家书目,官修书目的政治性更强,竭力采撷有裨于致治安民的典籍,以教化人心,维护统治政权。《四库全书总目》将子部十四小类分为治世者所有事、小道之可观者、旁资参考者、外学四个等级,根据典籍编撰者的社会地位或典籍所涉及人物的社会地位来编排类别的先后次序,是其以文献内容所反映的政治教化、人伦彝常为分类标准,以尊经崇儒、经世致用、重道轻器的正统文化观构建典籍分类体系的体现。《四库全书总目》编制于清代,其时古典目录已跨过千余年的发展历程,处于完备与总结阶段,前代诸多书目可供参考借资。四库馆臣踵事增华,斟酌古今,择善而从,总结历代书目分类法之得失,遵循因书设类原则,依据当时书籍存佚流亡状况来增删、改易类目,并对类目的名称、顺序作出适当调整,一一审定所收书籍内容,纠正前人归类之谬,避免圆凿方枘之误,力求与乾隆时期的学术及图书现状桴鼓相应,使分类更好地反映当时典籍的消长情况,辨析各家学术的特征和发展、流变,发挥治学之功用。《四库全书总目》在典籍分类上也有缺点,如分类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排斥其他学派;门户之见较深;类目界限不明;具体典籍分类失当。总结并归纳《四库全书总目》古代典籍分类体系之得失对当今古籍整理有着积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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