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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与之相悖的是近年来我国的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有效劳动力人口也在逐年缩减。与此同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环境压力逐渐增大，而环境问题背后不仅承载着我国居民的生命安全、我国社会的经济福利，也影响着我国的劳动力参与状况。环境库兹涅茨倒U假说中明确提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环境污染水平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降低，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尚未到达拐点，因此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仍然处于上升阶段，行之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则成为改善当前环境污染问题、化解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之间矛盾的重要举措。已有研究已经对环境污染与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而较少有研究将环境规制纳入到模型当中探索环境规制对劳动参与率影响，因此本文将环境规制考虑进去来对中国的劳动参与率进行测度，同时对环境规制与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
首先，不同于以往学者对劳动参与率的测度方法，本文结合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劳动供给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理论等对环境规制与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为获得中国劳动参与率数据，本文将劳动参与率分解为就业率与潜在就业率，并将环境规制纳入劳动参与率的决定模型当中，从劳动需求角度来建立就业率的随机前沿决定模型，通过计量模型所得的非效率项对潜在就业率进行测度，进而运用就业率和潜在就业率来对中国劳动参与率进行综合测度。为了降低随机前沿分析中的估计偏差，本文将模型中加入Mundlak辅助方程。其次，为探究环境规制与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环境规制引入到测度潜在就业率的非效率项中，并根据环境规制对就业率以及潜在就业率的影响来综合分析环境规制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再者，本文从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环境污染的经济福利特征以及环境污染与劳动力市场供给三个角度考察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效应。环境污染对我国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是间接的，主要通过影响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水平进而影响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通过影响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以及我国的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来影响我国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甚至通过环境污染对我国经济福利造成的损失影响我国的就业水平。最后，环境规制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且会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环境规制的强度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
文章在上述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中国省级单元在2006-2017年的事实数据展开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劳动参与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使劳动参与率的平均水平增加0.112个百分点；(2)环境规制不仅对就业率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且能够提高经济活动中的潜在就业率，即环境规制带来的环境质量改善能够促使更多经济活动人口进入劳动市场；(3)从省级单元的平均水平来看，环境规制对潜在就业的影响效应占其对劳动参与率的贡献的38.7%-73.8%之间，从而说明环境规制对潜在就业率的影响是重要的。(4)从2017年环境规制对省级单元的影响来看，环境规制对劳动参与率影响较大的省份中，潜在就业率的影响占比高于就业率，即对于环境规制政策较为敏感的省份，潜在就业率对环境规制的敏感程度大于就业率。文章运用中国省级单元的事实数据同时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率和潜在就业率的影响，有助于补充环境规制的“双重红利效应”的内容，有助于从环境规制视角来缓解中国当前面临的“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失的难题，为环境政策和劳动政策的协同制定提供政策参考。
首先，不同于以往学者对劳动参与率的测度方法，本文结合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劳动供给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理论等对环境规制与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为获得中国劳动参与率数据，本文将劳动参与率分解为就业率与潜在就业率，并将环境规制纳入劳动参与率的决定模型当中，从劳动需求角度来建立就业率的随机前沿决定模型，通过计量模型所得的非效率项对潜在就业率进行测度，进而运用就业率和潜在就业率来对中国劳动参与率进行综合测度。为了降低随机前沿分析中的估计偏差，本文将模型中加入Mundlak辅助方程。其次，为探究环境规制与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环境规制引入到测度潜在就业率的非效率项中，并根据环境规制对就业率以及潜在就业率的影响来综合分析环境规制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再者，本文从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环境污染的经济福利特征以及环境污染与劳动力市场供给三个角度考察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效应。环境污染对我国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是间接的，主要通过影响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水平进而影响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通过影响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以及我国的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来影响我国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甚至通过环境污染对我国经济福利造成的损失影响我国的就业水平。最后，环境规制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且会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环境规制的强度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
文章在上述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中国省级单元在2006-2017年的事实数据展开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劳动参与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使劳动参与率的平均水平增加0.112个百分点；(2)环境规制不仅对就业率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且能够提高经济活动中的潜在就业率，即环境规制带来的环境质量改善能够促使更多经济活动人口进入劳动市场；(3)从省级单元的平均水平来看，环境规制对潜在就业的影响效应占其对劳动参与率的贡献的38.7%-73.8%之间，从而说明环境规制对潜在就业率的影响是重要的。(4)从2017年环境规制对省级单元的影响来看，环境规制对劳动参与率影响较大的省份中，潜在就业率的影响占比高于就业率，即对于环境规制政策较为敏感的省份，潜在就业率对环境规制的敏感程度大于就业率。文章运用中国省级单元的事实数据同时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率和潜在就业率的影响，有助于补充环境规制的“双重红利效应”的内容，有助于从环境规制视角来缓解中国当前面临的“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失的难题，为环境政策和劳动政策的协同制定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