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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次贷危机意味着单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规则不足以维持金融稳定，督促个体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微观审慎监管也无法保障整个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转，因而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对经济和金融稳定进行管理。截至目前，尽管宏观审慎政策的法理主体不一定是中央银行，但实践中，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实际上承担了宏观审慎的职责。随着2017年健全双支柱政策被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将在金融稳定中发挥更重要的职能。那么，应该如何认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应对金融稳定问题上的关系？在二者并非完全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如何协调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以实现金融稳定？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和解答有利于为我国中央银行准确制定和实施两大政策来实现金融稳定职责给予理论支持。
本文首先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稳定以及双支柱政策协调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相关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货币政策是否应该承担金融稳定职责、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影响金融稳定以及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应该如何协调。虽然这些问题尚未达成一致观点，但学者们对央行需要拓展与多目标适配的多工具体系仍形成了基本共识。其中，基于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创设的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是扩展多工具体系的一个成功尝试，但关于借贷便利类工具影响金融稳定的理论传导机制研究仍处于空白。本文通过内生引入流动性短缺银行(拆入行)对流动性盈余银行(拆出行)的流动性需求机制，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间市场的DSGE模型，对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效果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借贷便利类工具可以通过利率引导和流动性效应这两个渠道来影响银行融资可得性，进而降低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借贷便利类工具具有承担金融稳定职责方面的潜力，未来可继续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或改变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来兼顾金融稳定目标。
接着，本文根据IMF的宏观审慎政策调查报告对各国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明确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体系的基础上，研究了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有助于抑制经济上行时期的银行信贷增速，但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信贷增速的影响不明显，说明己实施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以商业银行为主，涉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政策工具相对较少，这就为跨部门的监管套利提供了可能。考虑到宏观审慎政策的设计初衷是通过跨部门监管弥补分业监管造成的监管空白，监测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政策的工具体系也应该向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相应的拓展。所以，本文拓展了现有仅针对商业银行的狭义宏观审慎政策研究框架，分析了广义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狭义的逆周期调控政策降低监管套利的程度有限，而广义的逆周期调控政策不仅可以限制监管套利，还能抑制投资的波动，意味着结合影子银行风险特征的广义逆周期调控政策更加有效，从而为拓展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体系提供了参考意义。
最后，在货币当局和宏观审慎当局分属中国人民银行不同的内设机构的背景下，如何协调两类政策值得深入研究。由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并非完全独立，货币政策会对银行信贷、资产价格等关系到金融稳定的变量产生影响，宏观审慎政策也会对产出、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内在关联性使得货币当局与宏观审慎当局采取合作博弈的方式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各个部门协调沟通的成本较高，共同制定政策规则容易影响部门决策的独立性，且如果将金融稳定作为货币政策决策的因素之一，仍然无法避免多目标权衡的问题，所以，纳什博弈可能是较为青睐的方式。为对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协调进行研究，本文在包含影子银行的DSGE模型中内嵌了这两类博弈方式，研究发现，货币当局与宏观审慎当局的具体协调配合模式应该视冲击来源、工具变量选择、经济动态特征等因素的不同而进行调整。
总体而言，中央银行为实现金融稳定目标，需要构建与多目标适配的多工具体系。在货币政策方面，除继续发挥借贷便利类工具反危机和调结构的重任之外，未来还可考虑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或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来兼顾金融稳定目标。在宏观审慎政策方面，应该立足于跨部门监管，关注金融机构的内在关联性，有针对性地拓展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体系。最后，货币政策的首要职责是维持物价稳定和实现经济增长，宏观审慎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实现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落脚点是防止金融机构过度的风险承担，抑制潜在的资产价格泡沫，二者都应先专注于自身的政策职责，在尽量不对冲另一政策效果的前提下考虑兼顾多目标的可能性。
本文首先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稳定以及双支柱政策协调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相关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货币政策是否应该承担金融稳定职责、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影响金融稳定以及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应该如何协调。虽然这些问题尚未达成一致观点，但学者们对央行需要拓展与多目标适配的多工具体系仍形成了基本共识。其中，基于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创设的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是扩展多工具体系的一个成功尝试，但关于借贷便利类工具影响金融稳定的理论传导机制研究仍处于空白。本文通过内生引入流动性短缺银行(拆入行)对流动性盈余银行(拆出行)的流动性需求机制，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间市场的DSGE模型，对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效果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借贷便利类工具可以通过利率引导和流动性效应这两个渠道来影响银行融资可得性，进而降低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借贷便利类工具具有承担金融稳定职责方面的潜力，未来可继续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或改变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来兼顾金融稳定目标。
接着，本文根据IMF的宏观审慎政策调查报告对各国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明确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体系的基础上，研究了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有助于抑制经济上行时期的银行信贷增速，但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信贷增速的影响不明显，说明己实施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以商业银行为主，涉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政策工具相对较少，这就为跨部门的监管套利提供了可能。考虑到宏观审慎政策的设计初衷是通过跨部门监管弥补分业监管造成的监管空白，监测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政策的工具体系也应该向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相应的拓展。所以，本文拓展了现有仅针对商业银行的狭义宏观审慎政策研究框架，分析了广义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狭义的逆周期调控政策降低监管套利的程度有限，而广义的逆周期调控政策不仅可以限制监管套利，还能抑制投资的波动，意味着结合影子银行风险特征的广义逆周期调控政策更加有效，从而为拓展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体系提供了参考意义。
最后，在货币当局和宏观审慎当局分属中国人民银行不同的内设机构的背景下，如何协调两类政策值得深入研究。由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并非完全独立，货币政策会对银行信贷、资产价格等关系到金融稳定的变量产生影响，宏观审慎政策也会对产出、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内在关联性使得货币当局与宏观审慎当局采取合作博弈的方式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各个部门协调沟通的成本较高，共同制定政策规则容易影响部门决策的独立性，且如果将金融稳定作为货币政策决策的因素之一，仍然无法避免多目标权衡的问题，所以，纳什博弈可能是较为青睐的方式。为对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协调进行研究，本文在包含影子银行的DSGE模型中内嵌了这两类博弈方式，研究发现，货币当局与宏观审慎当局的具体协调配合模式应该视冲击来源、工具变量选择、经济动态特征等因素的不同而进行调整。
总体而言，中央银行为实现金融稳定目标，需要构建与多目标适配的多工具体系。在货币政策方面，除继续发挥借贷便利类工具反危机和调结构的重任之外，未来还可考虑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或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来兼顾金融稳定目标。在宏观审慎政策方面，应该立足于跨部门监管，关注金融机构的内在关联性，有针对性地拓展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体系。最后，货币政策的首要职责是维持物价稳定和实现经济增长，宏观审慎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实现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落脚点是防止金融机构过度的风险承担，抑制潜在的资产价格泡沫，二者都应先专注于自身的政策职责，在尽量不对冲另一政策效果的前提下考虑兼顾多目标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