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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逐渐完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状况逐渐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其本身也成为公司治理领域新的热点问题之一。管理层权力论认为，高管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以各种方式获取私人收益，旨在降低代理成本的薪酬契约反而成为代理成本的一部分，管理层这种“薪酬自定”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欧美等成熟的资本市场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经济，这种“转轨”特征在高管薪酬领域的反映便是高管薪酬的定价会受到政治性因素的干扰。那么，高管是否存在利用政治关联攫取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上市公司对政治关联这一“资源”是否存在定价过度？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将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文着重分析高管利用政治关联进行薪酬操纵的体制根源与现实基础。并认为，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和以“关系”为特征的经济运行规则为高管操纵薪酬牟取私利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具体上，选取超额货币薪酬、超额在职消费作为高管私利的代理变量，以2008-2013年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对超额货币薪酬、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发现，政治关联与超额货币薪酬正相关，但不显著;政治关联与超额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以上结果说明，政治关联高管存在薪酬操纵行为。 其次，“薪酬辩护假说”认为，当高管薪酬水平过高时，会通过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来为高薪酬做“结果正当性辩护”。基于此，本文进一步考察当存在事前薪酬操纵行为后，高管是否会通过事后薪酬辩护进行掩饰，以降低公众的“愤怒成本”。具体上，本文将样本分别划分为超额货币薪酬组和超额在职消费组，发现，在超额货币薪酬组中，政治关联没有提高薪酬绩效敏感性，而在超额在职消费组中，政治关联显著提升了薪酬绩效敏感性，基本支持了“薪酬辩护假说”。区别在于，本文认为只有当薪酬不合理的高（而非只是高）时，高管才会进行辩护。 通过前两个部分，本文可以明确以下逻辑:一方面，政治关联高管实施薪酬操纵获取超额私人收益;另一方面，又通过对薪绩敏感性的操纵进行薪酬辩护。那么，进一步考察政治关联高管薪酬操纵行为的经济后果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通过政治关联获得的超额货币薪酬、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经营绩效均呈显著负相关。已有研究曾指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高管政治关联是一项重要的资源，而对政治关联高管的激励则是发挥这项资源的重要保证。本文的结果证实企业对“政治关联”存在定价过度。基于以上研究内容，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将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影响的研究拓展至在职消费。已有政治关联对高管激励影响的文献普遍是基于货币薪酬而开展的，鲜见将其他形式激励方式，如在职消费，纳入研究范围。本文通过与货币薪酬的对比，研究表明政治关联高管偏好更加隐蔽的在职消费，机会主义也更加严重。 第二，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绩效的具体路径，也为合理评价政治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创性地从高管激励角度解释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认为充分发挥政治关联的作用“动机是前提，激励是保证”。而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政治关联高管激励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经验证据表明，除了动机和激励，监督也是高管利用政治关联身份为企业谋取利益的重要保障。 第三，本文是对已有“薪酬辩护假说”的完善和补充。“薪酬辩护假说”认为，当高管相对薪酬较高时，会通过报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做“结果正当性”辩护，是经理人自利行为的表现。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只有当高管薪酬不合理地高时，即存在薪酬操纵行为，高管才会进行薪酬辩护。因此，本文提供了高管机会主义（包括薪酬操纵和薪酬辩护）的完整逻辑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