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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是以身份平等的基本事实为出发点的。身份平等造就了民主的趋势，它作为源发性事实，是天意所至，人力不可抗的。托克维尔非常重视身份平等的源发性，尤其在《论美国的民主》下篇中，全面分析了民主之平等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譬如智力活动，情感等，以及民主塑造出来的民情对政治社会的影响。身份平等的出现不啻于一场崭新的变革。这让密尔对民主时代的质疑显得无关紧要。平等由神赋予人，使得个人摆脱了奴役状态赢得独立，看似是激动人心的事，却暗含着深层的威胁。平等的观念由教会引入，继承法使之确立为事实，托克维尔通过比较贵族社会和民主社会，清醒地看到了平等的两面性。平等既给了每个人改变境遇的机会，又让每个人遭遇范围更广的竞争，也正因为平等打破了阶级的限制，使得每个人都成为孤立的个体，缺乏安全保障，因而极易拜倒在强权下。在法国个体依附于强大的中央政府权力，在美国则是依赖于多数，公众舆论。美国人民主权原则的痕迹处处可见，但对多数暴政的防范措施相对薄弱。无论在何种领域，多数倾向于主宰一切，多数的意见必须遵从。在多数面前，个人是极为软弱的，多数总是正确的。这种威胁的摧毁力无比强大，直接走向每一个人，其性质更接近是思想专制。这一险境的实质像是神对人的考验。在平等渗入每一个人的意识时，个体如何对待与他境遇相同的人，如何挣脱那些和他相似的人的压制，以防自由被剥夺。因而在民主时代必须时刻警惕，杜绝民主与专制的结合。萨托利的“有限多数”原则是对多数暴政威胁的很好回应。有限多数没有把少数人排除在外，多数虽然仍具有威力，它的范围却不是固定的、绝对的，它同时允许多数和少数发生变动。这在理论上使人民涵盖了所有的人，但可能这就会导致民主社会的另一难题——立法和行政上的不稳。这就需要遏制民主本能的社会力量。美国人仍然是幸运的，他们拥有治疗病症的良方；地方性自由的盛行，陪审制度和宗教的力量都有效地制约了个人主义。法学家作为社会中的贵族有效遏制了民主的本能，他们在不断调整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本文试图考察民主在美国和法国的实施情况，并针对现行民主的困境找出其渊源，以期在历史沿承中明确民主制度当完善之处。本文没有详细分析现代民主遭遇的多重困境，也没有具体比较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之别，而是侧重于分析在设计民主制度时的误区，尤其针对法国社会中的文人政治。在这一点上，本文与托克维尔的立场是一致的。像卢梭那样完全撇开现实，单凭理性建构理想社会，即使初衷良好，却必贻害无穷。民主之实现需要理论与经验的恰当结合，这是托克维尔对后来者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