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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企业伦理方面的相关问题被理论界广泛且深度关注,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自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企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入世界经济大潮之中,现在几乎对任何一个行业的企业来说,涉及国际商务已成为标准态。一方面是世界经济版图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对商业伦理问题的关注度的加深,一方面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方利益相关者对自身权益保护意识的觉醒。企业在社会生活中所承担的伦理角色的重要性今非昔比,而企业领导者作为企业伦理形象的主要承载者,其肩负的伦理责任之于企业的发展举足轻重。“思维全球化,行动国际化”,对致力于参与国际竞争的领导者而言,提高自身伦理意识、增强伦理领导力成为摆在中国企业领导者面前的一个关键问题。本论文选取伦理型领导这一领导科学中的新领域,通过对其相关理论文献的具体分析后发现：第一,对领导行为方式所引致的特定结果变量的研究领域仍然有待进一步拓展,比如消极角色外行为；第二,伦理型领导对特定结果变量的影响过程和机制还需要不断深入,比如伦理型领导对上作场所越轨行为的影响过程和机制；第三,基于中国情境下的研究还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如基于中国情境的测量仍然缺乏足够有信服力的本土量表,伦理型领导与工作场所越轨行为间的影响机制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有待进一步补充。基于国内外以上研究现状,探讨中国情景下伦理型领导与工作场所越轨行为之间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通过对现有的文献进行分析和研究,以相关理论为依据,在员工个体层面构建了伦理型领导对组织成员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影响效应模型。此外,为了深入探索伦理型领导对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具体过程和作用机制,我们的研究基于“领导行为→组织文化→个体行为”的分析取向构建了基于组织伦理氛围的中介效应模型；为探索伦理型领导影响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限制条件和适用范围,我们构建了基于组织公平感的调节效应模型,并分别提出了相应研究假设。在借鉴国内外成熟、权威量表的基础上,遵照量表开发的程序编制初始问卷。通过便利抽样的方法进行了小样本预测试,利用小样本数据对初始量表分别进行了项目分析与同质性检验、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检验,并征询专家意见以及企业现场访谈等方式对初始问卷进行修订,最终形成正式问卷。通过对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山西、黑龙江、贵州、海南、湖南以及四川等省份各类型的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在问卷发放过程中,我们有意识的对调查企业进行了摸底和筛选,将不涉及国际业务的企业剔除,最终共获取来自具有国际商务活动的各类企业的473份有效样本数据。通过SPSS22.0软件对正式样本进行信度检验、AMOS22.0软件进行各量表建构效度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后,通过结构方程和AMOS22.0对伦理型领导对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直接效应模型与组织伦理氛围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SPSS22.0的层级回归方法对组织公平感的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下：首先,从主效应模型来看,伦理型领导对工作场所越轨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个结果与之前经过理论分析推导的研究假设一致,说明了我们以西方理论为基础的理论推演结果得到了中国情景下的实证支持。其次,从中介效应模型来看,组织伦理氛围的自利导向、制度导向在伦理型领导与工作场所越轨行为之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而关怀导向的中介作用没有得到实证支持。而且,实证结果显示,制度导向与自利导向的组织伦理氛围在伦理型领导对工作场所越轨行为中的人际越轨层面的影响效应中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而在对组织越轨层面的影响效应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我们在研究中分别计算了中介效应在总影响效应中的贡献比例。此外,我们还检验了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间的相关性,比如：伦理型领导与组织伦理氛围的关怀导向与制度导向均显著正相关,与自利导向显著负相关；自利导向的组织伦理氛围与工作场所越轨行为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制度导向的组织伦理氛围与工作场所越轨行为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而关怀导向的组织伦理氛围与工作场所越轨行为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再次,关于组织公平感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在中国情境下,组织公平感中的分配公平感对伦理型领导与工作场所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增强型调节效应,暨组织中分配公平感更高的成员,对应伦理型领导与工作场所越轨行为之间的负向关系会显著大于分配公平感较低的成员。而程序公平与互动公平的调节作用并没有获得实证支持,至于对组织公平感三个维度的调节效应的显著性差异在文中也做了分析和讨论。通过对伦理型领导与工作场所越轨行为之间影响过程和机制以及限制条件和适用范围的深入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领导方式是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在中国情景下,领导方式的伦理型改进对减少员工在工作场所的越轨行为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其次,组织伦理氛围在伦理型领导与工作场所越轨行为之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伦理型领导对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影响除了直接影响外,更会通过自身行动所引致的组织伦理型氛围的改变间接对员工行为产生影响,而且此间接影响的贡献超过了直接影响。再次,保证企业的分配公平,提高员工的分配公平感对当前中国企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保证企业分配公平是发挥伦理型领导积极作用的重要条件,在员工高分配公平感的前提下,领导方式的伦理化改进可以更加显著地减少员工在工作场所的越轨行为。研究的创新点：1.本研究为中国情境下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以往对关于消极角色外行为尤其是具体到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研究多局限在组织情境方面的组织认同、组织公平以及领导行为方式方面的德行领导、破坏性领导、变革型领导等。关于伦理型领导这一较新领域对工作场所越轨行为之间的理论解释仍然缺乏。2.本研究是对领导科学研究领域的一次有益补充。伦理型领导虽然是个相对崭新的研究领域,但对于伦理型领导的研究发展并不缓慢,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然而,以往对于伦理型领导结果变量的研究多局限在组织绩效以及员工行为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员工建言行为、非伦理行为、反生产力行为等方面,对于伦理型领导对工作场所越轨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3.实证分析了伦理型领导与工作场所越轨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限制条件。本研究在伦理型领导与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影响效应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反映其影响机制的中介效应模型以及反映其限制条件的调节效应模型,并基于中国情景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理论上,是对二者关系的全新探索；另一方面,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中国情境下的研究做出了有益补充。4.在研究各个变量关系的过程中,将源自于西方的各量表基于中国情景进行了修订,这将为将来的相关研究奠定一定的测量基础。作为对整个研究的总结,本文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对该研究的实践价值,研究中的不足和缺憾以及对未来的研究建议进行了相关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