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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袁枚的诗歌批评这一特定角度入手,研究袁枚的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实践及其当代启示。第一章阐释袁枚诗歌批评理论中的重要命题“诗境甚宽”。“诗境”在袁枚诗歌批评中占据基础性地位,是其批评气度和批评视界的直接体现。“诗境甚宽”又是以“诗以道性情”为基石。在袁枚的著述当中,“性灵”、“性情”二词曾多次出现。但两者仍有些微区别,“性灵”偏重于对才力、技法的要求,而“性情”重在对“真”的强调。如果说“提笔先须问性情”是对“诗境甚宽”的建构的话,那么“诗之道大而远”则是对时弊的攻伐与矫正。袁枚通过提出“只论工拙,不论朝代”,“诗人家数甚多”,“《国风》之好,究与人品无干”这三项主张抨击了刻板的时代标准、褊狭的风格标准以及以人废言的道德标准,从而进一步拓展了“诗境甚宽”的内涵。第二章阐释袁枚诗歌批评理论中的另一重要命题“诗贵清真”,这一命题体现了袁枚诗歌批评的审美追求。“清”是袁枚使用最多、最为重要的批评术语,就其表征来说,一般意谓题材的细小性、情感的细腻性、语言的平淡性和意象的纯净性。“清”具有很强的沟通能力,其在所衍生出的多个复合概念中大致具有“素”与“超”这两种基本蕴含。“清真”一词可视作复义词,“清”主要取“清雅”意,“真”主要取“真率”意,二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即性情要真、感情要浓而同时学问宜博、功力宜深。“诗贵清真”体现在袁枚的语言观上,他认为“性情”与“辞藻”为“源”与“流”的关系,同时又重视语言本身的锤炼,追求一种“险而归正”、“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在“诗贵清真”之外,袁枚又提出“天籁最妙”,这两者并不矛盾。“天籁”可以看做是“清真”在更高程度上的体现。在前两章对诗歌批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第三章展示的是袁枚的批评实践,本文选取其对杜甫、王士祯、厉鹗及浙派等诗评为例。袁枚认为杜诗的经典性在于“即景言情”、“芬芳悱恻之怀”,并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指出了杜诗的若干瑕疵。对于王士祯,袁枚认可他“一代正宗”的诗坛地位,又指出了其才力薄弱、“喜怒哀乐不真”的弊病。在对厉鹗诗歌的批评上,袁枚肯定了他“清妙”、“长于言情”的创作特色,以褒为主,可谓“宽于取人”；在对浙派诗歌的整体批评上,袁枚不满其生涩之病,多有批评,可谓“严于责派”。第四章探讨袁枚诗歌批评的当代启示。“诗境甚宽”的当代意义,具体包括其与“多元化”的天然联系,它所蕴含的包容性批评立场等。“诗贵清真”是对当今诗意流失、诗味寡淡的世俗化潮流之反拨,是针对“口水诗”等作品不“清”不“真”之病的一剂“良药”。“入乎其内,胆由识生叁是袁枚诗歌批评实践最具现实针对性的启示,是对“不及物批评”、“酷评”的抵制,是对沉潜细致之批评精神的尊重和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