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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笔者在南京L寺的两个阶段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运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来对笔者的研究对象-L寺的四位中老年僧人-在面对一些冲突事件时,所采取的实践行为进行解读,并且通过这番解读试图对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隐秘的文本”中所蕴含的过多理性因素进行反思。
至于本文的结构安排和行文逻辑,笔者则是先讲述了田野调查地点-L寺-的历史沿革、寺院经济以及僧众状况,日的是为本文提供一个生态学意义上的研究背景。然后,笔者分别从L寺僧人职位变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寺院分工的改变)和僧人流动与互动两个方面出发,将L寺内的场域结构特征的变迁进行分析和梳理。第三章则叙述和分析本文的四个研究对象的出家史,目的是对这些研究对象性情倾向的形成做一番理论探讨,在接下来的一章则将这种新的场域结构特征之下的、具有各种不同性情倾向(即“惯习”)的四位中老年僧人置于一定的冲突事件中,来考察他们面临着这些“困境”时的“实践行为”或者说“适应行为”。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对全文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约略如下:
第一,处于弱者地位的个体并非能够完全做到像斯科特所勾画的那种每个个体从各自现实的立场出发,还能够最终还能够达致一个对强者起到抵制作用的无形力量。或者说,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在适应场域结构的实践过程中,并非如以往的那种研究--即对分别处于弱势和强势地位的探讨--所呈现的结论:个体以“弱者的武器”来摆脱困境,以达致平衡状态。而最接近现实的看法是,个体实践是包含着理性和非理性的杂糅体,这同每个个体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心理调试和控制能力密切相关。
第二,个体在一定的场域之下,其所赖以实践的方法多是来自对过去生活史中的惯习实践而身体化的一系列方式。不同方法的路径实践给个体带来的是不同的结果-自由活动空间的挤压或拓展以及更多的模糊不清的状态。而这些不同的路径实践有着时间上的偶然性。
第三,布迪厄的理论中的实践策略不等于个体基于理性而形成的实践行为。在这里,笔者认为“基于各种因素考虑之下的实践行为”比起“实践策略”来更加的接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