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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脚步的加速，中华民族陷入了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之中，“开发西北”被看做是救亡图存的途径之一。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一大批行旅者奔赴新疆进行考察，写下了一定数量的新疆游记。 大致以1930年代盛世才主政作为分界线，民国时期国人新疆游记分为前后两个部分。本文的论述对象以1930年代之后的国人新疆游记为重点，但也会涉及到1930年代之前的游记，并加以对比。和1930年代之前相比，1930年代之后新疆政治环境逐渐宽松，交通越来越便捷，这些都为国人赴疆提供了便利条件。1930年代之前赴疆国人较少，多为被动赴疆，主要有流放者、政府官员、考察学者三类；而1930年代之后赴疆国人较多，且多为主动赴疆，大致分为记者、政府官员、文艺界人士、学者、商人、实业家等几类。不同时期赴疆的国人，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对新疆的想象有着极大的差别。西行国人对于新疆的想象，由流放之路变为发现之旅，由荒凉西域变为资源宝地，由封闭愚人变为现代国民。但是，新疆的自然、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并不仅仅是简单、直线化的转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时代的需求造成了西行者对新疆的不同想象。和外国人的新疆游记相比，尤其是1930年代之后的国人新疆游记存在大量叙述的缺失，表现出偏重功利、忽略差异的特点。 究其原因，一方面，行旅者由内地来到新疆，由于受汉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缺乏现代国家观和民族观，不自觉地以二元对立的划分来看待新疆；另一方面，由于在救亡主题的巨大压力影响下，行旅者对新疆的考察抱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为了实现政治目的和宣传目的，他们所写的游记缺乏客观性和真实性，因而使游记失去了作为一手文献的价值意义。 但是，重要的不是界定对与错，对这一文化现象的评价要将之放在时代的背景中去考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文学的功利性与审美性发生了矛盾，在“救亡”主题的巨大压力下，功利性最终占据了文学的主导地位，而它付出的代价则是摧毁了行旅者发现美的眼光和能力，也阻碍了游记这种文学形式的发展。这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时代的选择，这是文学的功利性与文学审美之间的永恒矛盾。但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改变着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使我们不断对文学史、对自身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