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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就业结构也伴随着转型的大背景，发生了改变。 要研究中国宏观就业的变化，则必须关注微观层面上企业的就业变动。核心分析对象就是企业的就业创造、就业消失和就业再配置。如果仅仅关注就业增长和就业率等总量层面的指标，难以探究中国就业市场的动态过程。更高的就业再配置率意味着就业机会在企业之间进行了重组，反映了经济的结构性变动，比如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但这样的重组从就业的净变化中无法直接观察到。就业市场的动态过程，是由企业的就业再配置实现的。也就是通过企业的就业创造、就业消失以及部门内部、不同部门间的就业配置的变动起作用的。这一动态过程是全部企业的就业变动的加总，既可以反映企业的就业状况的变化，又可以反映部门内部和不同部门间的就业变动。对比就业增长和就业率等总量层面的指标，就业再配置可以更为准确实际地反映就业变动和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 技术创新是影响就业的一个重要变量。技术创新对就业的影响，包括就业总量的变化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指就业技能结构的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就业结构的这种转变。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比重下降，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比重上升。而就业结构的这种转变是通过就业再配置途径实现的。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国的就业再配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1998至2007年的数据，对我国转型时期的就业再配置做了经验数据的统计分析。研究发现:①1998至2007年十年间，我国的制造业的就业变动，同时存在着大量就业创造与就业消失。就业总量而言，平均就业净增长为正，2004至2007年间的就业净增长率从3%增加到6%。②所有行业都同时存在着就业创造和就业消失，但是不同的行业的就业再分配有着明显的差异。就业消失率方面，烟草制品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的最高；就业创造率方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最高。③企业异质性也影响了就业再配置。所有制方面而言，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有着较高的就业创造率和就业净增长率，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就业创造率较低，且二者的就业净增长率为负。原因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就业消失率相对高许多。企业年限方面而言，年限越小的企业就业创造率越高，就业消失率越低，即企业的年限与就业创造率负相关，与就业消失率正相关。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年限越小的企业的就业净增长率最大，年限越大，就业净增长率逐渐减小。企业规模而言，规模大小与就业消失率正相关，与就业创造和就业净增长率负相关。即随着企业的规模扩大，就业创造率和就业净增长率减小，而就业消失率增加。此外，出口企业的就业创造和就业消失都较非出口企业低，且具有较高的就业净增长。 通过实证结果发现，研发密度对行业就业再分配率和就业创造率有正向影响。研发密度对就业净增长率和就业消失率不显著。并且研发密度对于就业创造的正向影响更大，技术创新对就业再分配率的正向作用，是通过增加就业创造来实现的。就业再分配反映的是从t－1期到t期所经历的就业调整总况。技术创新加剧了对就业再配置的强度。本文更进一步发现，研发密度对于就业创造的正向影响更大，意味着技术创新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再分配，是通过提高就业创造渠道起作用的。 探究不同转型程度下技术创新对就业再配置的影响，发现研发密度对行业就业创造有正向影响。即随着行业的研发密度增大，其就业创造率增加。而研发密度和国企就业人数占比的交叉项系数，为负数且显著。这表明，国企就业人数占比越小的行业，研发密度对于就业创造的正向影响更大。也就是说，转型程度更高的行业，技术创新对于行业的就业创造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密度对企业就业总量有正向影响。技术创新可以促进企业就业量的提升。 文章最后根据统计和计量分析结果提出来自己的政策建议。国家政策的针对对象不应该只是宏观就业上的失业率和就业总数，更应该关注就业变动背后的就业再配置。经济转型中应该针对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政策帮助和支持。持续推进大众创业。国家应继续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可以从财政或者税收方面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帮助。企业也应该选择技术创新这条路，才能生存与发展，同时促进就业，优化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深化改革还应继续进行，并做好相关的支持工作。就业方面，政府可以更完善的技能培训制度，也可以提供更匹配、更全面的就业信息渠道等。这些政策和措施都将更好地促进我国的就业再配置，促进就业市场的完善，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