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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万物的精灵，是集智慧、能力与善良等特性为一体的复杂物种。农民作为特殊的群体，有其特殊的生存智慧：他们在不同的机制下，时而脚踏实地、勤劳善良；时而好逸恶劳、不思进取。在为农民所表现的生存智慧诧异之余，还思索了这一问题：向来以勤劳著称的中国农民，为什么在人民公社体制下选择了偷懒耍滑?本文认为偷懒耍滑是农民在人民公社这个特殊体制下的特殊生存智慧。
本文从偷懒耍滑的个案出发，以底层政治为视角，运用生存伦理理论，对社员偷懒耍滑的原因、方式、后果，以及生产队长的态度如何等问题进行阐述，最后运用博弈论和搭便车等理论从宏观上回答了农民为什么偷懒耍滑这一问题。
本文认为，中国的农民本来是勤劳善良的，但由于在人民公社时期所劳不能所得、没有自主权等原因，从而使得社员很无奈：不劳动，要挨饿；多劳动，不能多得。进而出现了社员在集体生产劳动中“出工像背纤，收工像射箭”、“集体地里干活像老牛拉破车，自留地里干活像武松打虎”、“做了一天活，身上没出汗”等现象。面对形式各异的偷懒耍滑现象，不同的生产队长有着不同的态度：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树立权威，大部分的生产队长在开始时采取了严厉制止的态度；然而尽管生产队长是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但由于其本身不是官，而是一个为官所用的民，生产队长除了要做好本职工作（如开会、派工等）外，还要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从而使得生产队长无力对偷懒耍滑的社员进行监督；另外，生产队长既不能像别的官员那样有正常的晋升渠道，也不能从国家获得相应的收入，再加上其自身处于一个熟人社会之中，从而导致相当一部分生产队长对偷懒耍滑现象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一切导致了生产队长“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为难局面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