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对传播学视域中的延安电影团进行了研究。延安电影团是构成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丰厚面貌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它在20世纪30年代的悲壮氛围中诞生，于电影与革命的历史性际会之中完成了建构红色延安蓬勃形象的使命，记录了党及其领导人在延安的蜕变经历。特殊的时代语境造成延安影像系统注重表达民族国家、阶级意识的精神内核，使其成为党领导下的延安文艺这一巨大的宣传机器中的一环，更成为映寓时代变迁的意识形态铭文。延安电影的出现为战时宣传红色延安、凝聚民心、鼓舞士气均起到了巨大作用；它记载的粗糙却真实的瞬间，也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忆。与延安电影团在战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相比，延安影像系统对中国电影发展历程所起到的内隐而持续的影响更值得关注和反思。1949年之前，中国电影并没有完全一致的意义板块，不同历史阶段和地域都有不同的电影观念和美学追求，在同一时段内也有意义的对立和差异，电影观念的更替、市场繁复的变化、审美创造的呼应，都是创造电影意义世界的重要因素，具有多种意义可能性。延安电影团的电影创作以一种体制方式为开端，显示出高度的组织化和统一化，为战时根据地提供了有利的舆论导向。然而，延安时期的影像诞生于特殊的历史语境，它所具备的宣传力量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建国后，脱离战时话语话境的延安影像系统不再适合新时代的需求，失去了适宜的土壤，但是它所开辟的公有化电影管理体制、工农兵电影类型以及集体编导等电影摄制方式仍然继续发展，并且以观念性、强制性的力量延伸到新中国整个电影业，中国电影从诞生之初到四十年代的优良传统越来越稀薄，基本被拦腰斩断；延安影像体统成为1949-1976年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参照，导致这一阶段的电影背负了太多的约束和规定，缺少意义生长的可能性，成为一个有相对稳定性和承续性、却缺失了电影语言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时间段，20世纪中国电影自此逐渐成为单一性的电影呈现。传统学派的传播学研究给本文提供了统摄全篇的研究视角。把延安电影团纳入传播学的大框架中，许多历史问题浮出水面。毋庸置疑，延安电影团与当时的众多传播力量一起建构了红色延安的传奇甚至是神话，作为一个本体匮乏的电影现象，究竟是谁在操控延安电影团在传播链条中的发展?他们通过何种渠道、对谁、说了些什么?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本文通过还原历史的细节，重现延安影像诞生与前行的轨迹，对延安电影团的发生机制、主创人员、成就均做出梳理与评价，剖析其产生的传播效果，力图对其做出合理解释和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