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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量让人们几乎在其产生之时就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更好地控制它们。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美国便开始摸索一条限制战略武器之路,期间经过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实践,终于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得以确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正式开启。福特上台后,继续执行对苏“缓和”的外交政策,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得以延续。通过海参崴与赫尔辛基首脑会谈,美苏双方进一步缩小分歧,在进攻性战略武器运载工具总量以及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总量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双方在“逆火”式轰炸机以及巡航导弹等关键领域都不肯让步,致使谈判最终没有达成正式协议,也使这一时期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以失败告终。福特时期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由于没有签订重要条约而往往被人忽视。本文利用美国政府的大量原始解密档案并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试图追溯福特政府时期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轨迹,进而揭示这一时期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失败的原因及其实质。研究此问题,有助于更好地理清谈判过程的全貌,并对福特政府时期的美苏关系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本文在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对美国政府解密文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整理,最终试图说明如下问题:(1)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是美苏确认相互核威慑的结果;(2)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是均势的表现;(3)福特政府时期的限制核武器谈判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原因是双方都不愿放弃自身的优势以及美苏之间的不信任。此外,当时国际、国内因素也不利于美苏间的缓和,福特总统的个人局限性也束缚了谈判的进一步发展;(4)虽然谈判以失败告终,但这一时期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继承了尼克松执政时期限制战略武器的良好势头,又为卡特执政时期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