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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早期外交研究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具有空间意义上的特殊性与时间意义上的当代影响力。作为早期人类共同体的后继形态——现代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许多早期人类文明的“遗产”,这为近现代东西方国家的交往方式埋下了伏笔。因之,一些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外交理念与实践模式,正在被重新发掘、定义和讨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末期,欧亚大陆的两端分别形成了领土范围和人口数量都相类似的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这一时期,也是欧亚主要文明体对外交往由同质文明而异质文明的转折时期。我们知道,汉武帝是中国外交“凿空”时代的领导人,奥古斯都是罗马帝国的开创者,他们在位时间较长,任内有比较多的对外交往实绩。总的来说,两大帝国在这一时期比较集中地将各自国家的影响力进一步推广到华夏文明地区和希腊罗马化地区以外。外交案例的广泛存在,是本文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本文在把握国家(特别是大国)通过外交实践不断调整着外交理念,以更好地综合统筹内外大局和动员各种资源,达到内外平衡、取得对外主动这一政治规律的前提下,具体探讨了两大帝国在对外战争压力下的边疆政策形成和央地关系确立,并将这一过程概括为战争预防的制度建设。本文进一步认为,中西方两大文明体在这一建制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明显差异的外交理念。就本文的讨论范围而言,这种外交理念上的差异表现为:边疆政策上的“羁縻柔远”与“天然疆界”和央地关系上的“由内制外”与“由外治外”。这种外交理念差异的形成是一种“实践—制度—理念”的正向过程,同时又具有“理念—制度—实践”的反向作用。由此,本文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中西方围绕上述不同的政治诉求组织各自的对外关系,在帝制初期完成了对外行为取向的形成,并勾勒出中西方纵向的大历史走向;第二、外交理念及其形成的过程不同,导致了历史进程中的东西方外交模式分野,进而对近现代国际关系与外交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理解现当代中国外交,必须建立在考察外交理念的历史形成及当代惯性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