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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肇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自此对翻译的考察不再局限于语言学范畴，而是将其置于社会文化的多元系统之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勒菲弗尔提出“折射”、“系统”等概念，经不断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了“改写理论”。该理论认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任何翻译都是改写，强调了“意识形态”、“文学观念”和“赞助人”三因素对翻译过程，尤其是对文学翻译的操纵。这也解释了同一文学作品在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译者笔下，往往得到不同的诠释的原因。 《骆驼祥子》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从“改写理论”出发，通过对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骆驼祥子》三个英译本的比较，首先从宏观上分析“改写理论”三要素对文本的操控，继而在微观上解读在此影响下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文本特点。此外，本论文关注到之前研究较少的葛浩文的最新译本中的操控因素及翻译策略，通过比较分析葛浩文译本与之前两个译本的差异，进一步反思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用“改写”推动当代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从而将中国经典文学与文化真实而有效地推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