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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秦巴山区蒲村为个案,基于两次共计30天的实地调研和村庄基本资料收集的基础上,采取深度个案和比较分析方法,考察村庄社会性质与村民小组行动的逻辑,反思农民行动单位与村治模式理论。本文主要分析三个典型案例：村庄集体公益山林流转、村民小组自来水利设施维护和村两委换届选举进行研究。一方面,深度考察村庄社会性质；另一方面,通过事件描述展示村民小组如何行动以及如何为行动提供辩护依据。最后,对比村庄社会性质和村民小组的实际行动逻辑。研究发现,以20世纪90年代末为分界线,蒲村经历了自然村、初级社、生产大队、管委会以及行政村的多次变换,但前一段时期仍然是典型的以自然村或生产队为基本的认同和行动单位,社队掌握着村庄土地和林地的实际控制权,拥有完善的灌溉与水利设施、社队为单位的公田、公山和人情圈子,在这个圈子内形成了合作、互助的社区认同和集体行动逻辑。20世纪90年代后,社队认同的传统资源迅速消减,并逐步形成以利益中心的行动取向。但消减的社队认同仍可能因利益诱导被重新激活；但这种被重新激活的社队认同或村民小组认同并非稳固的,而表现为游离性的、工具性的、策略性的。从而,笔者提出村庄社会性质的工具性认同。工具性认同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村庄社会性质的独特特征,一方面是传统消减,另一方面是利益激活的产物,其突出特征为利益的实质化和价值认同的表象化。笔者提出了分析工具性认同的两个变量：利益的内部依赖与外部依赖；村庄历史记忆的强弱。利益作为根本的要素可能作为激活社队认同的力量；同时,高度的利益外部依赖性即使在传统社队认同较强的村庄仍较难以实现村庄社队共同体的凝聚和集体行动,可能出现认同单位与行动单位的分离。同样,村庄历史记忆较弱但内部利益关联度高,那么社队认同很可能被作为传统认同资源得到重新激活和利用。因此,工具性认同主张利益是最关键的因素,传统认同单位、社区历史记忆作为服务利益的资源,可以在恰当的时间或地点被激活,也可能因有碍于利益实现而被漠视。基于此,本研究实际是对贺雪峰中国农民双层认同单位的反思,工具性认同并非稳定的认同结构和价值归属,而是强调利益归属,凸显游离性和策略性。同时,认同单位和行动单位并非统一,而可能存在分离。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具有个案研究所有局限。同时,本研究对村庄治理、公共物品提供、合村并组的讨论等等都具有启发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