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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企业的投资活动从微观上来说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发展,从宏观上来说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而经济的平稳发展才能缓解社会矛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目前,我国的GDP变为了中低速增长,在这种新的经济发展背景下,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合理配置整个社会的资源。但是现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的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存在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的现象。在现代的企业中,由于两权分离现象普遍存在,使得企业的所有者远离企业的管理经营,此时企业的经营者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选择有利于实现他们自己私益的投资项目,进而损害企业所有者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使得企业出现投资不足或者投资过度的情况。此外,由于两权分离,企业的管理层也拥有了比较大的权力,权力过大就可能会任性地使用权力,如果企业内部再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管理层就可能会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惜损害股东的利益,把自身利益凌驾于公司股东的利益之上。美国前总统George W.Bush曾说:“人类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并不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而是成功地把统治者的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如此,要想实现企业的目标,就要把管理层的权力关进内部控制制度的笼子里。内部控制对于现代企业的治理越来越重要。在上述背景下,研究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就是意在研究管理层权力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性,以及企业良好的内部控制对管理层权力和非效率投资相关关系的缓解作用。本文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理清了管理层权力以及内部控制相关研究的现状,接着通过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在进行实证研究时,本文用Richardson模型的残差的符号和绝对值大小来衡量企业非效率投资方向和程度,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衡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好坏程度,用两职合一等三个虚拟变量的加和来衡量管理层权力的大小,选取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2014-2016年的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并通过统计软件检验,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对于管理层权力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调节作用。本文在试图解释该调节作用时,引入行为心理学中的破窗效应,说明了内部控制环境的好坏对管理层权力的影响,这也是本文的创新点所在。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管理层权力越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越严重;企业的内部控制越完善,越能抑制管理层权力导致的非效率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