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下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研究（1996-2018）

• 作 者: 倪聪聪
• 机 构: 四川外国语大学
• 出 处: 四川外国语大学
• 发表日期: 2021年01期
• 关键词: 新古典现实主义 澳大利亚 对冲战略 中澳关系

澳大利亚的外交战略常常被学界视为在大国竞争环境下亚太地区中等国家对华外交战略的缩影。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心逐渐由西方转向东方,在此背景下如何系统捕捉澳大利亚对地区形势变化的应对以及分析其对外战略行为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梳理澳大利亚对华交往行为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1996年以后其对中国的外交战略具有明显的“对冲”特征,即澳大利亚一方面在经济上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获得发展红利,另一方面又在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通过强化澳美同盟来保障安全,应对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当前研究尽管分别从单元视角、体系视角、史学视角对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整体而言,研究视角略显单一。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因其在国际体系因素（自变量）和国家对外政策（因变量）之间加入了国内因素中介变量,因而被普遍认为可以更好地分析国家的中长期外交战略。在坚持新古典现实主义基本逻辑的基础上,针对具体分析澳大利亚对话对华对冲战略问题,本文尝试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适应性改造,搭建了“战略认知-战略选择-战略执行-战略评估”的理论分析框架。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国际环境中,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存在实施对冲战略的空间。西方国家的身份认同、身处亚太的地缘环境以及对华经济的高度依赖使澳大利亚面临着国家自主性受损的风险,迫使其采取多元化的策略组合以规避潜在的威胁。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波动性强,不仅受到来自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形态的制约,也深受国内外交决策机制的影响。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综合考虑国际变量和国内变量,形成了较为完整地分析国家对外政策的理论框架。考察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的具体内容,不难发现“战略环境”、“战略偏好”和“精英共识”三个变量影响着该战略的发展变化。在经济全球化顺利发展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所处的战略环境包容性较强,国内精英认为应大力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以获取经济利益,因此国家的战略偏好为经济利益优先。近年来,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和竞争态势的加剧,澳大利亚面临的战略环境约束性趋紧,国内精英惧怕中国崛起威胁自身在亚太地区的既有利益,因而在“发展经济”和“维护安全”上出现了认知失调,国家的战略偏好也面临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如何协调的二难抉择。对澳大利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其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与行动的梳理,较为有效地证实了上述核心假设。从1996年到2018年,澳大利亚对华交往实践基本遵循了战略对冲的逻辑,不仅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战车”上收获了巨额的贸易利益,促进了本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成功保持了与美国的紧密军事同盟,承担了美国在南太平洋遏制中国的“战略重任”。但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也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一是美国因素的强大压力,即如何消除澳美同盟中固有的“被抛弃”和“被卷入战争”的现实风险;二是中国崛起的地缘压力,即是否要改变既往的对华对冲战略,追随美国“选边站”;三是国内因素的牵绊掣肘,即如何更加有力地协调国内矛盾达成妥协以面对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当前,为了应对中美激烈竞争带来的地区秩序的不确定性,澳大利亚应该会进一步深化与印太地区的主要国家如日本、印度等国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快建立相互间的准同盟关系,以减少安全层面的担忧。但从更加长远的时间来看,澳大利亚对华交往大概率仍然会继续坚守“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两全”的原则,维持战略对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