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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以对左联和由刘呐鸥、施蛰存、杜衡、戴望舒、穆时英等人所组成的“上海现代派”的研究为切入点,考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现代主义与唯物史观这两种思潮在进入中国文坛时所产生的复杂图景。由此进一步探讨以下问题,即唯物史观是如何塑造了当时知识分子有关“现代”的历史意识,而“现代”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背景,又是如何影响了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此外,本文还将涉及这一过程中所反映出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商业因素的影响和政治势力的介入如何影响文学生产等问题。
这一时期,中国文坛上的现代主义与唯物史观并不像后来的文学史所叙述的那样,是分别由“上海现代派”和左联这两个针锋相对的文学团体所引入的泾渭分明的两种思潮,而是被结合在了一起。因此,本文将首先考察以下两个问题:早期左翼文学(包括“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及左联早期)中的现代主义因素；“上海现代派”的现代主义文学实践所受的唯物史观影响。
本文认为,从上述视角考察,早期左翼文学时期可以被视为一个“现代主义”的时期,对于唯物史观的最初的追求,以及在这种思想名义下标举“革命文学”的行为,其实都是出于一种极端的现代主义意识——先锋意识。“无产阶级文学”的诉求包含了最典型的现代主义特征——激进的未来取向。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早期认识首先建立在对其“现代性”的期许上,这里的“现代性”混合了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美学现代主义以及民族现代化的追求。唯物史观,被认为是一种最“现代”的思维方式和实现“民族现代化”的方案而被接受,并且,它积极的未来取向显然适应了疗治大革命失败所带来的普遍失望情绪的需要,为个体如何重新参与时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解答。从这一意义上看,早期的左翼文学不仅包括后来的左联,还应包括“上海现代派”。此时,现代主义艺术的重要意义有二:它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批判:它代表了最“现代”的美学观念与形式。无产阶级艺术的追求与“上海摩登”的都市体验其实不可分割。
此外,本文还将考察中共势力介入左翼文坛之后,对现代主义因素——这一本质上包含了知识分子独立的主体精英意识思想——的清除。这种清除行为包括,对构成了左联核心理论层的原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进行思想批判,以“现实性”取代早先“革命文学”中某些具有现代主义性质的美学原则；通过“第三种人论争”,将不能认同左联文化政策的“上海现代派”定性为“同路人”,从而将其现代主义的文学实践划出左翼文学的范畴。
将现代主义与唯物史观联系在一起共同作为考察参量,为重新审视早期左翼文学的历史提供了可能。唯物史观对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而言,首先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先锋意识,这使他们憧憬于“无产阶级意识”所许诺的乌托邦,后来才是意识形态。促使这种转变发生的,是中共的介入,其标志是左联的成立。贯串了此后左翼文学史的,文学与政治,个人与组织,知识分子与左翼政党等问题,或可从此看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