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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以早期的唐诗研究奠定了他在西方汉学界的重要地位，此后又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整个中国古典文学与文论，在治学对象上体现出具象深入与整体把握的二者兼顾。随着领域的拓展，宇文所安在研究方法与思想上逐渐成熟，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发掘古代文学蕴含的人情世故与其背后宇宙人生的美学意义;在对文论文本的注解分析中追述文学思想的源流正变，同时引入西方文学思想传统作比较研究，从意义解读中提取最基本的文学与人生命题。宇文所安通过这种文学与文论的互文式研究，从文本积累与思想通变两方面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作出语境化与跨文化的阐释与建构。本论文即是从他对文学史的重构、文论命题的分解和文学选集三个方面，论述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再现和阐释。 宇文所安的《初唐诗》、《盛唐诗》等唐诗论著对初盛唐诗歌的发展作了历史性的梳理，实际上是对唐诗史的重新表述，其中包含着重写文学史的种种方式和策略。其一，在唐诗史的叙述结构上，宇文所安从总体上采纳了传统的四唐论分期模式，然而在《初唐诗》与《盛唐诗》的内部叙述中又提出各自的结构性因素:宫廷诗与京城诗传统。他以两个带有地域诗学性质的诗歌现象对初唐诗与盛唐诗分别做横向的分析，而后又通过《初唐诗》和《盛唐诗》对两者之间的过渡演化做出纵向的整合，这对于唐诗史而言是一种新的可视维度和叙述结构。其二，在文本叙述的情节编织上，宇文所安采取各种手段，来重新定位唐诗发展中的众多诗人及其诗歌特点。这其中主要包括:以语境化的视角历史性地还原某些诗人的意义、“消解大家”的叙述策略、将诗人安置在某种写作传统与惯例中进行论述与比较，以及宇文氏的整体文学观。其三，在历史叙述的话语形式上，宇文所安首先体现出强烈的文本中心意识，他采用了一种以诗带史”的方式，没有过多涉及唐代历史的社会内容，而重点关注具体诗人的诗歌创作，在大量的诗歌细读中归结该诗人的文体特征与个性化实践。这种文本意识还体现在论者对文本历史性的尊重，即对现存文学文本形态的确认与质疑。其次，宇文氏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想象力，基于历史上已知确定性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历史知识，对现有文学史中习以为常的历史陈述根据历史逻辑进行重估，在质疑中进行文学史情节的重新书写。他这种以历史主义为中心的话语模式体现了对历史遗留态的尊重与史家精神主观态的有效结合。 宇文所安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和《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两部著作专注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研究，论及文论的诸多方面和理论命题，在同类汉学研究中显示出较深厚的阐释深度。首先，针对中国文论术语意涵上的模糊性特征，宇文氏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文学语境，从术语意义的历史积淀性、在横向维度上的互联与互融两个层面进行理解，指出中国传统的文学术语讲求的是在文本中的共鸣与回响，深刻揭示出中国文论术语在自身文学传统中的生成形态、担负的指涉功能，以及与西方术语背后不同的文化语法和倾向。其次，宇文所安在对中国文学批评的非体系性特征持理解态度的同时，又从文本细读中总结出中国古代文论的三种话语表述方式，分别是围绕某一论点集中展开的命题式论述、修辞性分析与线性论说方式，从而透露出宇文所安在研究中不免西方传统重理性逻辑的思维特征。第三，宇文氏提出中国文学思想中非虚构的传统特征，认为一首诗歌的叙述通常被认为是对现实世界中彼时彼地客观真实的记录与再现，经验世界通过诗歌叙述得以显现，这一命题包含了诗歌本体论的认识与假定，直接影响对诗歌的阅读与阐释，并涉及诗歌与作者、读者之间的独特关系，由此引出中西方文学传统在阅读法则与模式上的不同。 《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了一次整体性的表征与再现。与此前同类型的选本相比，这部选集在篇幅规模、文本选择、体例编排、内容题解等方面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它通过独特的栏目设置来加强传统内部文本与思想跨时空的回响与继承。透过文本的选择与注释，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演变传统的理解在突显诗歌这一基础文类的同时，从整体上呈现出时代性与文类化的倾向。并且，该选集还以收录作品的多少、作家出现的频率、女性作家的数量等，来强化和修正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构成。以此种种方式，宇文所安通过《诺顿中国文学选集》构筑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景观与文学经典。 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学与文论进行的文本解读与思想阐释，实际上是在以一位西方读者的背景身份，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进行重新表征与建构，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在这一工程中，宇文氏在强调中国文学传统连贯性的同时，更是深刻把握了中国文学传统某种丰富与变异的特质，倡导多元化的古代文学传统，以此来保持传统内在的生命活力。在进行传统阐释的过程中，他的研究始终在感性体验与理性分析两者的兼容中进行，这与以往侧重一方的情形相比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和话语方向。与此同时，宇文所安的汉学研究是在学术全球化时代一种汉学家权力的表征形式，他以自己的研究实践来捍卫其合法的汉学家身份与权力。 最后，在汉学这一特殊的学术平台与研究领域内，宇文所安既是西方式的，同时又非常地中国化。这两者在宇文所安身上始终处于某种张力与对抗当中。就前者而言，不妨把宇文所安的汉学研究看作是他作为一位外来者意欲对中国文学的某种权威性建构;而从后者的角度看，则意味着中国传统对宇文所安的反影响与反征服。当代汉学正是在这样的二元对立与互动中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