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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的定义，理论和实践的分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之一。尼克斯·普兰查斯(1936-1979)研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律，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在此基础上规划了当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战略。普兰查斯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因此我们把他命名为“非典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文以文本解读法为方法论依据，对普兰查斯后期文本进行了全景式的解读，再现了普兰查斯的主要论题及其内在逻辑关联和转换。此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逻辑语境之中分析探讨了普兰查斯思想主题及其逻辑转换的来龙去脉。
第一章从哲学方法论上阐明普兰查斯思想的缘起、方法和问题。普兰查斯认为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葛兰西)的政治理论处于分散和含蓄的状况，需要通过严格的方法对它们进行系统化处理以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状况。在方法上，普兰查斯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获益良多并从中引申出一种链接方法。在理论建构过程之中体现了结构化分析和阶级斗争实践分析的复调式叙事风格。反对经济主义、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是链接方法和复调式叙事的宗旨。以此为据，普兰查斯重新命意了政治的概念和权力的概念。他强调了阶级斗争和对手战略，在政治理论的一般问题上强调实体本体性向关系本体性的根本转变。
第二章阐明普兰查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的分析。在普兰查斯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具有相对自主和权力统一的辩证性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但又始终以人民国家的面目出现。普兰查斯首先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相对自主使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政治上的统一发挥作用。普兰查斯用领导权概念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资本主义国家和统治阶级实践的关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权力集团的形式出现的，权力集团的统一需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才能建立起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与意识形态相关。意识形态不仅是观念形态的存在，而且是一种物化存在，由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不断再生产。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体现在由资本主义国家组织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实际物质利益妥协之中。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的问题上，普兰查斯反对工具主义的国家概念和主体主义的国家概念。普兰查斯认为国家是一个关系概念，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物质化凝缩。米尔斯和密里本德分别是“工具主义”和“主体主义”国家概念的典型，普兰查斯与他们进行了理论论争。
第三章阐明普兰查斯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分析。普兰查斯在批判历史主义和经济主义阶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概念。社会阶级并不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物”，而是包含着作为结构影响而产生的社会关系。他提出了阶级性质判定的结构标准，强调了政治阶级斗争在判定阶级中的作用。社会形态中的阶级：一方面它们的存在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发生其他阶级和派别围绕基本阶级分化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生产方式的共存，社会形态包括了复杂的阶级状况。阶级的结构判定和阶级立场在社会形态内的链接，体现在战略概念上。它包括了阶级分化和阶级联盟现象。一边是统治阶级，权力集团的概念，指明统治阶级和派别的特殊联盟；一边是人民的概念，指明这些阶级和派别的特殊联盟。他对“垄断资本”概念进行了辨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他对“生产劳动”概念进行了辨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新小资产阶级”问题。新小资产阶级不是工人阶级但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联盟。
第四章阐明普兰查斯对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分析以及普兰查斯思想逻辑的问题式转换。因为在资本主义的不同时期和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作用不同，所以正确分析资本主义分期是建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必要前提。普兰查斯的资本主义分期观点指的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资本主义时期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又分为不同的阶段：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普兰查斯做了进一步的细化：从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大都市。根据各个具体国家的政体形式的特点，区分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类型(自由主义国家和干预主义国家)和例外类型(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事独裁)。普兰查斯对资本主义国家例外类型的分析促使其自身思想逻辑发生了问题式转换：对国家机器的分析转换为对国家的机构化实体的分析，国家机器的物质性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并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空间-时间向度上拓展了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在国家的本质上从社会形态的水泥转换为作为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凝缩；在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上从生产的外部条件转换为构成性在场。
第五章阐明普兰查斯的“弹性政治学”，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语境中的社会主义政治战略。资本主义政治权力表现出弹性特征：资本主义国家形式权力和实际权力的变换，从普遍理性的合法性向工具理性的合法性的转移，凭借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对被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妥协(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能操纵经济危机来化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等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涌现了许多异质性的大众斗争形式。由于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的增强，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以政治意识形态危机表现出来，集中表现为“国家的危机”。权威主义国家主义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但是普兰查斯反对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和“双重权力”战略。这些规划错误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把阶级关系和国家看作是外在关系，导致工具主义或主体主义的国家概念。社会主义政治战略需要在阶级斗争形式和大众斗争形式之间进行整合。针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普兰查斯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不存在根本的鸿沟。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他认为要把代议制民主和直接草根民主结合起来，但是他又不能确定二者结合的确切形式，最终得出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可能的悲观结论。
结束语：在梳理普兰查斯思想逻辑发展的基础上，指出了普兰查斯在分析发达资本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政治战略方面在本体论层次上“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逻辑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