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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如何进行伊拉克的战后国家重建。以国家重建为基本概念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论文试图将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研究相结合，从大的战略层面和具体的政策执行层面探究美国在伊拉克战后开展的国家重建活动。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回顾和梳理了“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以“反恐”为目标的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视为最为主要的威胁，并将“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和推进民主价值观念作为根除恐怖主义的主要手段。在此背景下，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并卷入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国家重建活动。美国对伊拉克的战后国家重建本质上可以视为是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后政治转型，其核心目标是在伊拉克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从而在中东地区获得推广民主价值观念和维护其地缘政治利益的立足点。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美国伊拉克战略的核心目标并未发生变化，推进伊拉克的民主化进程、将伊拉克保持在其战略轨道上构成了这一目标的基本内容。为此，美国从政治、社会、经济三个方面对伊拉克展开了战后国家重建，力图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塑造战后的伊拉克国家。第二章探究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核心问题——政治重建。伊拉克战后在国家形态上迅速呈现出“失败国家”化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其近现代政治发展史上形成的“强权依赖性”。这种“强权依赖性”的背后反映出的是脆弱的民族国家认同、美国战前战略认知的失误和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构成了伊拉克战后政治重建的主要困境。面对这一情景，小布什政府的政治重建政策乏善可陈。美国虽然主导伊拉克实现了国家体制的激进转型并且试图通过派出省级重建小组的方式来提高伊拉克政府的治理能力而对伊拉克确立起来的民主制度进行加固，但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伊拉克的民主政治依旧脆弱。第三章致力于研究伊拉克战后重建中最为关键和最富挑战性的问题——社会重建。由于战争的原因，数以百万的伊拉克人沦为难民，流离失所，涌向邻国，这构成了美国对伊拉克战后进行社会重建首先需要解决的难题。伊拉克难民问题不仅影响该国的国家重建进程，也关系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形势的稳定。缺乏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则是伊拉克战后社会重建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它不仅引发了教派、族群间的冲突，也导致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难以有效运作。近现代政治发展史上的“强权依赖性”和市场经济的缺位是造成伊拉克公民社会欠缺的重要原因。针对社会重建领域存在的问题，美国国际开发署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通过向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来吸引难民归国和安置伊拉克境内流离失所的人；在此基础上，它又提供资金、技术援助来推动建立伊拉克的公民社会组织和增强其行动能力。但历史发展的惯性使得伊拉克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社会的全面转型。第四章关注伊拉克战后的经济重建问题。美国的伊拉克战后经济重建的主要目标是在该国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和控制其蕴藏的丰富的石油资源。然而，长期以来石油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和国家居于中心地位的分配模式构成了伊拉克战后经济转型的结构性障碍。特别是在经历了与伊朗的战争、入侵科威特导致的国际社会制裁和海湾战争，伊拉克的经济不仅高度军事化，还遭受了致命性的打击。在此情况下，萨达姆政权建立起了食品的定量配给制度并且通过“石油换食品”计划，走私石油和私下进行贸易，获取了巨额的利润。伊拉克国内形成了权贵阶层掌控的石油走私、国际贸易的特权经济渠道和广大民众依靠食品配给勉强度日的双轨制经济，依附——附庸的生产关系至此成型。为了解构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美国试图以推动私营经济发展的方式来对伊拉克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造。但由于历史长期形成的经济模式和美国能力的限度，伊拉克战后的私营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石油产业仍是伊拉克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同时，围绕石油资源伊拉克各派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严重制约了石油在战后经济重建与发展中本以发挥的作用。第五部分作为本文的结论，从总体上对美国的伊拉克战后重建战略与政策做出了评估，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对伊拉克进行战后国家重建的战略目的已经初步实现，伊拉克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但鉴于美国战略的收缩和其主导的国家重建超越了伊拉克正常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而引发了伊拉克战后局势的持续动荡，美国这一重建活动的战略收益到底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