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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女童教育发展滞后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实现教育均衡化发展和教育公平的“瓶颈”之一。目前,伴随着我国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和国家对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力度的加大,制约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女童教育发展的经济困难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是这些地区女童教育问题依然很严重。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以甘肃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也是女童教育问题最为严重的少数民族——东乡族为例,对影响该民族女童教育发展的深层原因进行挖掘。在多次深入实地的考察中研究者发现,当地男女不平等的性别文化是制约该民族女童教育的根本原因。这种性别不平等的文化信息在学校中主要是以潜在课程的形式存在的,而且对学校个体的性别观念、性别行为及整个性别社会化过程产生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鉴于此,研究者将本研究限定在学校潜在课程领域,在潜在课程理论和性别理论的指导下,运用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研究范式和人种学的描述方式,通过访谈、观察与实物分析等具体方法,对两所个案学校潜在课程中各种性别信息的具体表现及其对学校两性个体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挖掘与剖析。进而对学校潜在课程性别理念的形成机制与发展模式进行了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发挥学校潜在课程积极作用的有效途径。在田野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在两所个案学校潜在课程的各层面、各方面,尤其是在学校各性别群体的互动中,在学校各类文本中,在学校环境中,包含着丰富的性别信息。在学校各性别群体的互动中,同性互动次数更多、领域更广泛、方式更多样,异性互动次数较少、领域较狭窄、方式较单一;男性之间的互动次数更多、领域更广泛、方式更多样,女性之间的互动次数较少、领域较狭窄、方式较单一。而且,在与女生有关的女性互动中,互动内容大多与学习相关,在与男生有关的男性互动中,互动内容大多与学习无关。在与学生有关的异性互动中,互动内容大多与学习有关。在学校各性别群体的互动中,地位最高的是男教师,地位最低的是女生。在学校各类文本中,也包含着大量的性别信息。首先,在教科书文本中,课文的作者,以及出现在课文和插图中的人物和课文中的具名者绝大部分是男性;男性通常出现在社会公共领域,而女性通常出现在家庭私人领域;男性扮演的社会角色非常广泛且主要以职业角色出现在课文中,女性扮演的社会角色相对较少且主要以家庭角色出现在课文中。第二,在学校规章制度文本中,部分内容缺乏对女性的人文关怀和对当地女性不利处境的考虑,并从制度层面确认了女性的社会弱势群体身份。第三,在学生作业文本中,男生表现出的是以自我为中心,崇尚权威与力量,崇拜男性;而女生则更多地考虑他人的需要与感受,崇尚知识,崇尚真、善、美,敬佩和同情女性。在学校环境中,就有形环境而言,学生活动设施及生活设施的布局体现了对男生需要的重视与对女生需要的忽视;校园环境的布置彰显了男性的社会贡献和社会地位;学生座位的安排遵循男女生“分开”的原则,学生宿舍的安排采取了男女生“相隔离”的措施。就无形环境而言,从学校各群体扮演的角色来看,在学校各项工作中承担重要职责,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男性;从学习成绩来看,女生的学习成绩明显优于男生的学习成绩;从学校成员的性别观来看,各性别群体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对两性的刻板化认识或性别偏见。研究结果表明,两所个案学校的潜在课程,不仅传达着观念层面的“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辅”等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而且在一定范围内采取了行为层面的“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及性别差别对待的措施。这些性别信息汇聚起来,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学校性别理念,这种性别理念以极其隐蔽的形式对学校各性别群体及个体产生着强烈的心理暗示,从而影响其性别社会化的过程。具体来讲,这种性别理念彰显和突出了男性在学校中的地位,塑造了男性在学校中的威望,使男性在行为中表现出极强的自信心与优越感。但同时,这种性别理念对学校的女性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导致了她们自卑、沉默、低调与被动的行为表现。就东乡族中小学潜在课程中性别信息的来源及成因来看,存在于东乡族中小学潜在课程中的性别信息既是学校各种性别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结果,更是社会、社区、家庭以及民族性别文化共同影响的结果。两所个案学校潜在课程中的性别信息在某些方面呈现出的差异表明,学校潜在课程的性别理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的。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碰撞中,在显性课程与潜在课程的搏弈中,在两性个体的对抗中,学校潜在课程的性别理念不断变革、不断发展。两所个案学校的差异还表明,学校潜在课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只要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学校潜在课程不仅可以更好地用来为改善东乡族女生在学校的不利处境,进而为实现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服务;从长远来看,在正确的引导和培育下,潜在课程还可以为学校发展、社区发展,乃至东乡族社会的整体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