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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兄弟之一，其业务政策的演变是全球发展理论与实践，国际政治经济矛盾与斗争的综合反映。以贷款、融资、赠款等形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一直是世界银行的重要业务活动，对促进这些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在新的国际背景之下，世界银行的业务政策正在经历新的调整和变化，从而不可避免地让世行政策的受众——发展中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挑战。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银行在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中附加了“经济条件”。所谓“经济条件”主要指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政策改革（如市场化、私有化等），以此作为提供援助的先决条件。冷战结束以后，外援的条件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转化为“政治条件”，将民主、人权、法制和“良治”等作为提供发展援助的先决条件。 经典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认为，无论什么形式的对外援助，本质都是政治性的，其主要目标都是促进和维护援助国的国家利益。世界银行的这种做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发展中国家寻求援助的热情，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对世界银行的信任危机，由此引发了这些国家对发展和改革的抵触情绪。 本文正是根据这种现象的出现，对世界银行一直以来所宣称的“非政治性”立场提出了质疑，并沿循这个思路对世界银行的具体做法和动因进一步加以研究和解释，向读者展示了它鲜为人知的一面。不可否认，发达国家在世界银行的决策过程中具有难以撼动的影响力，但本文认为，这并不足以作为世界银行在执行发展援助政策时“挟金钱以令诸侯”的借口，利用援助作为诱饵来要挟受援国推行民主、加强政府治理甚至改变政体，这种做法已经不仅仅是在强权政治下暂时妥协的权宜之计，本文对此作了一定程度的抨击和指责。 总体来看，文章对世界银行的“政治干预”方面的行为和做法倾注了大量笔墨来进行陈述，致力于通过较为充实的内容来说明作者的态度和立场。同时，本文结合“结构性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简称SAPs)、“政策性贷款”的实例介绍以及“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影响，比较细致地描绘出世界银行的业务活动对受援国政治、经济的牵制作用，有助于读者增加感性认识，也有利于作者展开理性分析，以便于更好地为中心论点服务。 当然，作者并没有对世界银行的做法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在文章临近尾声时，作者提出了妥协性的建议和折衷的办法，甚至可以说，是对现实做出了一种小小的让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