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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日本家喻户晓的国民作家,与中国的鲁迅齐名。生于明治维新后逐步走向世界的特殊时期,对于当时日本近代化的进程有着独特的憧憬期待与忧虑;对于在物质方面有一定富余的日本国民来说,突如其来的变故以及内心的忐忑惊慌进而衍生出来的丑陋与荒芜,夏目漱石寄予深刻理解的同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特别是对于社会特殊一份子知识阶层内心的彷徨与脆弱,更是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指摘。《我是猫》、《哥儿》的发表奠定了其文学地位的基础;前期三部曲的《三四郎》、《其后》、《门》进一步书写了他作为专职作家的辉煌。但是在经历明治四十四年修善寺大患后,时隔一年半带着对读者的愧疚与自责带着命运刻下的生死痕迹写出的《过了春分》,却反响平平,注目度远不及其他作品。很多评论家都认为这是一部失败之作,是夏目漱石文学生涯中的败笔。如今在夏目漱石风潮逐渐高涨的日本社会,这部小说仍是遭遇着无人问津的尴尬。在中国,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也是少之又少,目前还没有查阅到相关成果。本论文试从各大家败笔说中寻找蛛丝马迹,以“破绽处”为突破口,挖掘作者看似无意间留下的“漏洞”实则具有的深刻的含义。笔者发现所谓的“败笔说”主要集中在敬太郎多余性的问题上。因此试图在尝试分析敬太郎不可替代的机能的过程中,深入揭示作品的主题,让这部小说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第一章是序言,主要是交代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具有的现实社会意义。并结合相关的先行研究得出重塑敬太郎机能的可能性。第二章主要是对《过了春分》这部作品的内容、地位及其与夏目漱石的关系进行整理归纳,敬太郎的线索作用也随之逐渐清晰。第三章是对敬太郎机能的进一步深入研究。首先,作品中的各种人物都是由敬太郎引出的,所以将其定位于视点人物;其次通过视点人物的活动看出其内心由空想到现实的成长,进一步归纳其人物性格:笃实敦厚,自主自立。夏目漱石让这样一个人物登场,俨然就不是线索人物这么简单了。接着进一步挖掘其潜在的作用。其一是出于漱石的读者意识,即有意识的吸引读者的兴趣;其二则是通过敬太郎漫不经心的社会游荡,让我们看到了明治末期那萧瑟的污浊的社会空气。漱石的写作意图逐渐现于笔端,即对日本社会现状的不满以及造成这种物质文明亏损的近代化的控诉。第四章更是将这种控诉延伸到了精神领域,也就是说日本的近代化的盲目性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生活的痛苦,同样在精神方面也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痕。须永就是一个例子。须永的出场其实暗含诸多伏笔,这就涉及到众家所说的莫名其妙的奇闻异事的作用,笔者看来这些不仅不多余,反而是行文的润滑剂。从须永的不可能的爱到他的出生秘密无一不折射出他的痛苦所在,这写精神上的痛苦自然也是作者想要表达的真意的一部分。最后须永的自我拯救的失败更是引起了读者的同情,加深了同作者的共鸣。第五章在前文的基础上归纳出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体现出的敬太郎的成长。即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解读这篇小说。敬太郎看到了社会的黑暗,从虚幻的空想走入现实,进而发现自己朋友须永的精神上痛苦,这是敬太郎主人公地位的解读方式,自然就说明了敬太郎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分析敬太郎与须永的二重结构,以及须永对于敬太郎的精神依赖来进一步巩固敬太郎不可替代的论点。第六章则主要是结论归纳以及今后仍需要解决的课题。总之,笔者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诠释敬太郎的作用,进而证明其不可替代性,并在此过程中抽离出作者的深意。从空想到成熟,到走入朋友的内心理解其精神痛苦,这就是成长;而敬太郎也并未止于此,通过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所看到的社会现实产生的根源,他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只是对此无能为力而已,漱石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作为现代化逐渐发展壮大的中国来说这无疑也是一项严峻的课题。取长补短,前车之鉴,如何避免或是减少现代化的盲目性带来的危害,这将是人类很长时间内必须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