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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日元汇率被迫浮动。1980年,日本开放资本账户.其间由于国际收支顺差,日元不断面临升值压力.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1987年,为防止美元过度贬值,"卢浮宫协议"达成。但仍没有缓解日元升值。以防止升值带来的通货紧缩为目的的宽松货币政策的过度使用使日本泡沫经济形成。泡沫破灭后陷入经济萧条,直至2005年才开始恢复。中国己度过加入WTO后的过渡期,正面对关税水平强制性下降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怎样运用好关税、汇率与货币政策保持经济的较高增长水平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国理论界对关税与汇率政策的搭配、汇率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关注得比较多,但大多是实证分析,在理论上没有跳出经典理论的框架。王胜、邹恒甫(2004)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下,在Obsfeld和Rogeff(1996)的两国经济模型中引入了关税因素,从关税的角度说明了关税、汇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本文在他们的模型基础上引入了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区分及当地定价(LCP)机制,并利用日本的经验数据,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ARDL模型作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关税水平、汇率及货币政策两两之间的关系教小。这是因为他们通过对国内物价水平的传导效应发生关系。由于国内物价水平由可贸易商品和非可贸易商品的价格共同构成,而关税水平和汇率仅仅影响可贸易品价格,所以他们对国内物价水平的传导不完全。出于避免汇率风险及参与国外市场竞争定价能力有限等原因,很多企业选择以出口对象国货币定价,即LCP。在这种情况下,关税水平对可贸易商品价格的传导效应是完全的,而汇率对可贸易品的价格(包括出口价格和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是不完全的。因而关税水平相比汇率对国内价格水平的传递效应更强。但当变量波动较大时,关税与汇率和货币供应量的相关关系将显现出来。进一步推断,关税水平和汇率对本国物价水平的影响会改变非贸易商品与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影响国内的要素流动和产业结构调整。在要素流动过程中,可能造成结构性失业的增加。
研究结果还表明,关税水平、汇率和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正相关,与总体失业率负相关。失业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由于宏观经济目标变量之间存在着矛盾性,因而政府当局应首先根据现实的经济情况搭配经济目标变量,进而调整关税、汇率和货币政策与之搭配。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具有集簇性的特征,因而关税、汇率和货币政策对其的影响在他们处于高端值和低端值时是不对称的,尤其是货币政策。高端值时,起着加速器的作用；低端值时,可能当期作用不明显或在后期才显现出来。中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较高,失业率持续上涨,关税水平需进一步下降,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建议采用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小幅度升值的汇率政策,同时配合产业结构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