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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逐步形成,我国正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全球化,加快与国际通行贸易规则相衔接,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我国对外经贸往来愈加频繁,联系日益密切。特别是近两年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淘金,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大跨步的走出去,走进国际舞台的中央。与此同时,商事纠纷也不可避免的随之增加,国际商事仲裁需求迅速扩大,对仲裁的效率要求也越来越高。本文对我国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展开研究,分析近些年来临时措施在快速发展中呈现出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比较国外在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上已有的相关立法和实践经验,结合新时代对临时措施的需求,并根据我国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的发展现状提出相关建议。本文共由五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本文选题来源、研究意义、目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在国际经贸往来日益频繁的今天,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在解决商事纠纷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各国和当事人重视。然而,由于历史,文化,国情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在立法领域对临时措施的规定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导致临时措施从做出到承认以及执行等环节都遇到了障碍,它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与人们的期望还有较大距离。因此,多数国家在这方面都积极探索,力求解除各国相互之间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的障碍。其中,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率先付诸立法实践,如新修订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等。我国《仲裁法》和相关仲裁规则对临时措施也有相应的规定,但与欧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这不仅限制了我国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也降低了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第二部分,介绍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的概念、特征、主要内容等。首先,对临时措施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临时措施就是为了支持仲裁程序的顺利开展或为保证将来产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在仲裁程序开始前或者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法院或者仲裁庭根据申请人提出的请求而发布的临时性或暂时性的应急措施。其次,从时间、情势、性质、法律等方面归纳了临时措施的一些特征。最后,对临时措施的发布主体权限,发布形式以及发布后的执行问题进行了介绍。第三部分,比较分析了国外在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方面的相关立法和实践经验。德国和印度等国在参照《示范法》的基础上,修订了本国立法中关于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的法律,使其有法可依。由于澳大利亚和美国对《纽约公约》的理解不同,两国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立场。美国倾向于把中间裁决作为《纽约公约》所承认的裁决,然而,澳大利亚的法院并不认可《纽约公约》对临时措施的有关规定。通过对这几国的比较分析,为第五部分我国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在立法与实践方面提供借鉴依据。第四部分,阐述了我国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的立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国立法依然坚持法院是临时措施的发布与执行的主体,不过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中引入了紧急仲裁人制度,这意味着仲裁机构承认紧急仲裁人为临时措施发布的主体。因为紧急仲裁人的职能就是面对受理的商事纠纷,遇到当事人可能转移财产或者销毁证据的紧急情况,可以发布紧急保全措施。但是由于内地在国家法律层面找不到相关法律依据,所以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紧急仲裁人制度规则只有在它的香港分会可以适用。另外,我国商事仲裁临时措施存在仲裁立法与仲裁规则衔接不当,仲裁庭不能发布临时措施,承认和执行临时措施的条件不明确等问题。第五部分,提出了完善我国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的建议。在立法方面,要理清仲裁立法与仲裁规则的界限,立法和规则各有侧重,宏观和微观要把握好边界,协调发挥作用。另外,也要明确承认和执行临时措施的条件和标准,使立法和规则具有可操作性。在发布权方面,增加仲裁庭发布临时措施的授权,做到“谁审理,谁发布”,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