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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国的出口贸易反映出我国在半导体，芯片，生物等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仍然比较落后，如何利用适当的贸易政策促使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近年来我国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对战略贸易理论（也称新贸易理论）与政策的研究备受关注，本文首先回顾和分析了战略贸易理论的发展和主要内容。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应该主要发生在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国际贸易应该主要是产业间贸易，但是二战以来，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和跨国投资迅速发展，尤其是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韩国等新兴工业国家在政府的大力干预下，其国际贸易额不断上升，对美国国际贸易产生了严重影响。这导致了西方国际经济学者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反思，并产生了繁杂而不系统的新贸易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克鲁格曼(Krugman)(1979)、布兰德(Brander)(1981、1983)、斯潘塞(Spencer)(1981)以及迪克西特(Dixit)(1977、1984)等人通过引入新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建立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模型，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多样化偏好以及产品的异质性等理论纳入了规范的贸易理论分析之中，解释了资源禀赋和技术相似国家间贸易以及行业内贸易急剧上升等新国际贸易现象，从而宣告了新贸易理论(Neo-trade theory)的诞生。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格罗斯曼(Grosman)、斯潘塞(Spencer)、布兰德(Brander)、迪克西特(Dixit)等人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前提，以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和博弈论为研究工具，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 Trade Policy)。该理论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一国贸易福利的主张。 与传统贸易理论不同，战略贸易理论基于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两个主要假设，主要内容包括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本文详细介绍了利润转移理论的三个基本模型:1、布兰德—斯潘塞(Brander-Spencer)模型（以补贴促进出口）2、战略贸易政策下的关税保护理论3、克鲁格曼(Krugman)模型（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在回顾战略贸易政策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对战略贸易理论在国际贸易实施中的经典案例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并指出了战略贸易理论的理论缺陷及实施中存在的一些困难，如战略贸易政策理论的前提假设对其政策实施的影响;战略贸易政策试图通过转移外国垄断企业的垄断利润来提高本国国民的福利，这可能导致他国政府的报复性贸易行为;战略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比较薄弱，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利润转移，因此必须有足够的超额利润，战略性贸易政策才能有效实施。另外，由于国际市场和战略产业的发展受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战略贸易政策在实施中也存在较多的操作难题，如政府很难在事前做出一个完美无缺的决策，这将影响战略贸易政策的制订;战略产业的选择非常困难;政策的实施需要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等等。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我国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条件，指出我国已经具备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一些基础:1、我国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规模经济行业;2、我国市场对规模经济行业产品的需求可以支撑我国的战略产业;3、当前国际贸易市场结构中，进出口贸易厂商之间的竞争多是不完全竞争;4、我国在许多高新技术行业，已经取得巨大进步。 进而，本文对如何改善我国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产业基础提出了如下建议:1、推动企业合作、合并，形成规模经济;2、利用我国的市场优势推动战略产业的发展;3、增加对人力资本等高级要素的投入，为竞争优势战略实施奠定基础。 最后本文对我国政府如何实施战略贸易政策提出了如下建议:1、继续发挥比较优势战略;2、充分发挥政府作用;3、将战略因素注入进出口企业的宏观管理和外向型企业的微观管理中;4、实行适度、灵活的保护政策;5、调整产业结构，确立新型主导产业;6、加强企业技术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简要介绍了战略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主要内容和基本模型。第二章分析了战略贸易政策在国外的实施及战略贸易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的第三章对战略贸易政策在我国的实施条件作了较为详细分析，并在本文第四章就我国政府如何有效实施战略贸易政策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最后，第五章为结论部分，对战略贸易政策在我国实施已具备的条件和改进建议进行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