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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增长方式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命题，其基本思想是，将经济发展看作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不同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增长方式，因此经济发展向高级阶段的跨越必然意味着增长方式的转变。可见，与主流经济学偏重于投入产出的直接数量关系而忽略生产过程不同，该理论试图从生产组织形式和经济行为模式的角度来审视经济增长。因而“经济增长方式”这一用语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并不多见，最早出现在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的论文“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但它在20世纪60年代引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并被赋予了两层含义:一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是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显然上述界定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是因为增长方式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没有固定的内涵，只有将其置于特定历史情境下讨论才有意义，不同时期所对应的最优增长方式是不同的。因此，转变增长方式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同一历史情境下，以最优增长方式为目标进行调整;另一种是当历史情境发生改变时，最优增长方式相应地作出转变。在北京的经济发展历程中，这两种含义的转变都曾出现过，例如，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体制转型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则属于前一种情况。由于历史情境变化缓慢，且中国采取的又是渐进式改革，所以这两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它们通常处于共存状态。但是无论哪一种意义的转变，都必须尊重所处的历史情境，只有选择与之相匹配的方式，才能实现快速、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目标。 然而，历史情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抽象概念，难以直接作为转变增长方式的参照依据。那么如何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呢？本文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将历史情境具体化为增长约束，通过分析增长约束及其变化，来确定转变增长方式的方向。对于北京而言，当前面临的主要约束来自四个方面，即资源环境、人口、生产率和发展失衡。其中，资源环境属于硬约束，难以通过转移或贸易分工来消除，这就要求选取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增长方式;人口压力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不仅要求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或进行产业升级以减少劳动力需求，还需要从城市规划和区域平衡的角度来考虑人口疏散;生产率瓶颈是由于资本高度集聚而缺乏产业支撑，不能有效的转化为生产力所造成的;区域发展失衡则不利于产业的梯度转移，从而影响了核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和竞争力的提升，同时由于差距过大，难以形成有效的区域分工或协作，因而也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通过对增长约束的分析发现，所有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在两个层面上来解决，即产业和区域。因此，本文就从产业演进和区域平衡发展的角度出发，来讨论北京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产业演进而言，主要从循环经济、全球价值链和比较优势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对于区域平衡发展而言，主要以首都圈为基础，结合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和首都圈的发展特点，探讨了区域分工和一体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