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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等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过去30多年经济运行中被高增长率所掩盖的内在矛盾正在显现。一方面,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以及对低成本初级要素的过度依赖,导致了中国产业竞争力非常脆弱,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另一方面,重化工业化阶段以高污染、高能耗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造成了严峻的能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显著恶化。产业升级是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而“绿色化”升级则是未来产业升级的必然趋势。基于此,论文认为产业升级的内涵应该与当前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相适应,不仅包含技术升级、结构升级等经济内涵,也应包含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等环境内涵,即实现产业的绿色升级。对于应该如何实现产业绿色升级的问题,论文提出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思路,即认为不断提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实现产业绿色升级的根本路径。论文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层面对论文中提出的主要论点进行了论证和检验,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驱动战略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提供了科学依据。理论研究部分,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构建了包含能源投入和污染排放的单部门绿色增长模型和多部门结构调整模型,刻画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绿色升级的作用机制。理论研究的结论表明,对于单个部门而言,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实现人均产出增长和污染排放下降的核心因素;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劳动力份额增长率的相对变化主要由部门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差异所驱动。实证研究部分,论文首先运用2001-2014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和基于松弛量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包含能源消耗和非期望产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继而运用广义矩(GMM)估计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分别从工业行业整体以及行业分组两个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升级和产业结构清洁化升级的驱动效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表明,2002-2014年间中国工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2.6648%,远低于资本、能源等投入要素的年均增长率,表明中国工业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驱动,总体上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尚未根本改变。GMM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升级呈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资本劳动比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升级显著负相关,表明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升级动力正由要素驱动向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换;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意味着企业取得了一定成效的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改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创新补偿”效应,因此是产业结构清洁化升级的主要驱动力,尤其是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而言。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①通过对绿色索洛模型进行扩展和改进,构建了单部门绿色增长模型,论证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增加产出、降低污染的主要因素,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单部门绿色升级的思路进行了理论研究,从而丰富并完善了当前的研究框架。②将能源投入、污染排放分别作为生产要素和非期望产出,通过对相应的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进行扩展,建立了包含能源和环境因素的多部门结构调整模型,并通过模型求解理论推导出产业部门间的结构变动主要受到部门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差异的影响,从而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路径的有效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弥补了理论研究的不足。③对产业绿色升级的合理度量是实证研究中的难点问题,论文分别从附加值率和污染排放强度两个方面构建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升级指标和产业结构清洁化升级指标,以期能够综合且准确的反映中国工业绿色升级的真实水平,从而确保论文实证研究结果对现实的解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