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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加深,知识分子也在不断探索着新的救国道路。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不仅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新的改革因素,更是可以借鉴西方思想来挽救危亡。郑观应就是处在这种历史环境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主张,要想富强救国,就要在经济上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政治上变专制为民主。这正是要从传统走向近代。郑观应独特的政治思想与其家庭环境、个人经历以及时代特点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郑观应的家族既是传统的士绅家族,同时又是一个买办家族,有着经商的传统。其家乡广东香山县,毗邻澳门,长期以来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他的主要活动地上海,又是清末受西方文明影响最大的地方之一,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他本人也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郑观应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既要维护中国旧有的传统,又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或者说,既要维护传统,又要走向近代。这主要体现在哲学层面与制度层面。从哲学层面来看,郑观应以中道西器和西学中源作为其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西学中源,是从西学和中学的关系上讲的,西方的先进技术甚至政治制度都是根源于中国的。中道西器,是从中学和西学的层次上来讲的,西学发展得再好,也只属于器物层面,而中学却属于道的层面。道为本,器为末,所以在文化上,不但西方文化来源于中国,而且与中国文化相比,它们要低一个层次。这种理解和其他学者基本相似。郑观应与其他学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把政治制度归入到“学”的范畴,对于政治制度是属于“道”还是“器”则予以回避。这样,根据西学中源理论,西方的政治制度既然根源于中国,因此我们再向西方学习也就是可以接受的了。当然,“道”,也就是郑观应所说的孔孟之常经,仍然是其改良思想坚守的底线。从制度层面来看,郑观应一方面主张回归三代,另一方面又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这二者在郑观应那里并不矛盾。因为根据其西学中源说,西方的政治制度本身就是根源于中国的,所以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恢复三代之治。具体来说,就是以设议院为核心,以开民智为保障,以行公举、肃吏治为手段等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变革。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当然,郑观应的这些思想尽管是受西方政治制度的启发,但其主要内容仍然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与西方的政治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郑观应的政治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将改良由经济技术层面深入到政治制度层面,对戊戌变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郑观应的政治思想也影响到了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者,从而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中国革命。而郑观应致力于沟通中学和西学,在维护传统的前提下去促进中国的近代化,对后来的学者都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