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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旨在解释亚洲国家过去几十年中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原因,这里所说的人口红利指的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即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由于这种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增大,同时被抚养人口占比缩减,从而凸显其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橄榄形”人口年龄结构效应。然而,人口红利的产生是有条件的,随着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散失,人口红利就将随之消退。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也由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提供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丰富的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人口和较轻的人口抚养比成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随着人口红利期走过鼎盛进入收敛阶段,中国不得不面对人口红利消退的挑战。由此需要考虑人口红利期结束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即后人口红利情景下如何能够延续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或者说能否寻求新的有“利”可图的人口条件替代逐渐式微的人口结构红利效应,这便是本论文研究的学术切入点。基于此,本文在深入阐明既有的人口红利表达的是“结构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口红利的“素质效应”这一新认识。认为人口红利的素质效应区别于结构效应,是指依托大量具有专长并且综合素质较高的技能型或知识型的劳动者形成的人口效应而推动经济发展的情形。既有的人口红利注重结构效应的具体体现,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现今人口红利从收获期逐渐转入到人口负债阶段,“民工荒”与老龄化的加速呈现也反映出人口结构红利面临的不可否认的现实困境,人口素质效应是对人口红利的更为深入的认识,也是解决以上现实困境的路径所在。本研究试图阐明,人口红利素质效应作为结构效应的替代具有可能行与合理性,不仅可以找到理论支撑,而且可以通过建立模型以及对数据分析所得出的相关结果做出验证。本文最后强调,普及义务教育进而提升国民素质以及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是完成从结效应向素质效应转变的必要条件,人口红利素质效应是一种可持续的、投入产出更为经济的人口红利再现,亦是当下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不可或缺的人口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