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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是中国为实现现代化而进行的一次尝试,它试图采取举国体制的方式,并以群策群力的手段迅速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则为这场运动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并对当时乃至之后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新民歌则是这一文化的载体,它不断形塑和体现着这种文化。 新民歌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有着极为紧密的勾连,在其产生之初就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在大跃进时期,新民歌代表了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间的一种互动,工农兵借助新民歌表达对体系的支持,执政者则通过新民歌向工农兵传播着政治意识形态,并塑造着民众的政治取向。借助着大跃进运动巾的集体行动,新民歌不断发挥着政治社会化的功能,最终在当时形塑出一个统一的政治文化。 大跃进时期政治文化的具体内涵也通过新民歌得以完美体现。在政治认知上,人们认为首要政治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毛泽东和共产党是领路人,大跃进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工农兵则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政治情感和评价取向上,当时民众则表现出极为狂热和激进的取向。这种特殊的构成使当时的政治文化具有了非典型的依附型文化的特质,同时这种政治文化也足主流的忠诚的文化。借助着新民歌的传唱,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文化得以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在这过程中人民公社以及作为传媒代表的《诗刊》、《红旗歌谣》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政治社会化也得以迅速实现。 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文化对当时乃至此后的中国政治体系和政治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一种主流的忠诚的文化,它首先提升了民众对新的政治体系及大跃进政策的合法性认同程度,巩固了合法性基础。但另一方面,随着这种政治文化影响深度和广度的提高,政治忠诚渐渐发展为宗教般狂热的个人崇拜,中国合法性基础中原先的法理型和传统型的成分被抽离和降低,而卡理斯玛型的成分则成为了最主要的合法性来源,并最终导致合法性结构发生变化,形成卡理斯玛型合法性基础。此外,这种政治文化也对大跃进及其所代表的国家建设运动产生深刻的影响。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文化包含了当时为达至国家繁荣而应有的文化共识,这种共识为整个大跃进运动提供了统一行动的纲领和精神动力。但简单化的认知和狂热激进的情感背离了这种文化的政治初衷,严重地脱离了实际,最终导致想象中的虚假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