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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历朝历代都秉持“以农为本”的理念。农书作为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的总结，受到统治者和农学家的重视。1260年，忽必烈建元中统，其时元已灭金，尚未并宋，北方地区因为常年战乱，农业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忽必烈在汉族官员的建议下，即位之初便将“重农桑”首诏天下，并颁行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农桑辑要》。同时，元代还出现了《王祯农书》、《农桑衣食撮要》等多部私人编撰农书，中国古代长期累积的农业知识和农业生产技术在元朝统治的广大区域内得到传播。
元代通过官方颁行农书传达朝廷的重农政策，从《农桑辑要》的刊刻、印制、颁行到推广至全国，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流程。《农桑辑要》不但在元朝得到广泛的传播，还传到了高丽，促使了朝鲜第一部农书《农事直说》的编撰。元代官修农书的颁行促进了农业知识、技术的传播，对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农书推行过程中出现的劝农扰民、官员虚报农桑文册等行为，不但没有使百姓接收到国家重农政策的良法美意，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有元一代，游牧与农耕的冲突始终存在，其中伴随的民族矛盾、文化冲突持续未能解决，对农书的推广产生巨大的阻力。统治者试图通过农书的颁行加强对百姓的控制，平衡游牧与农耕的关系，但是官方颁行农书并不能对这种矛盾与冲突做出调节，最终导致了元代劝农制度的崩溃。
元代通过官方颁行农书传达朝廷的重农政策，从《农桑辑要》的刊刻、印制、颁行到推广至全国，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流程。《农桑辑要》不但在元朝得到广泛的传播，还传到了高丽，促使了朝鲜第一部农书《农事直说》的编撰。元代官修农书的颁行促进了农业知识、技术的传播，对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农书推行过程中出现的劝农扰民、官员虚报农桑文册等行为，不但没有使百姓接收到国家重农政策的良法美意，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有元一代，游牧与农耕的冲突始终存在，其中伴随的民族矛盾、文化冲突持续未能解决，对农书的推广产生巨大的阻力。统治者试图通过农书的颁行加强对百姓的控制，平衡游牧与农耕的关系，但是官方颁行农书并不能对这种矛盾与冲突做出调节，最终导致了元代劝农制度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