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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作为翻译研究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正式提出的“翻译即改写”(translation is rewriting)，并进一步阐释影响翻译的非语言要素。该改写理论引发翻译研究新浪潮，尤其对文化翻译研究贡献巨大。而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的能动者，却长期处于翻译的从属地位，直到进入“文化转向”时期，其地位才逐渐得到了重视，进而引发学者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及讨论，内容涉及解释学、权力话语和目的论等，研究重点逐渐从语言本身转向语言外部因素，如社会、历史、文化等，延伸了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本文借以改写理论的三要素为切入点，试析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进一步丰富改写理论的内涵并加深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以阿瑟嗖密斯的英文原著《中国人的特性》及潘光旦翻译版本为研究实例，并以潘光旦完成译本的历史时期—中华民国为研究背景，在对比分析原文及译文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在赞助人、意识形态及诗学等因素的操纵下，译者如何操纵翻译过程并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翻译风格发挥其主体作用。本研究的最终结论是，译者作为译介过程中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原文的“改写”是其主体性在外部因素影响的结果，并反映在翻译过程及译本效果上，尽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但是其主体性的发挥始终要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今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历史条件下，译者应正确发挥其主体性，在拥有深厚的语言能力基础之上，同时应该秉持正确的价值观念，恰当的处理原文和译文，只有正确处理外部因素及文本的关系才能译出优秀的作品，保证文本质量达到翻译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