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方政治认识论以西方政治认识为研究对象,是西方政治认识的认识,具有反思性特质,其主要任务是处理西方政治思维方式,关注西方政治文明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河床”。西方政治认识论研究可以资鉴的理论资源主要有两块:其一,一般认识论的理论进展对政治认识论具有“支援背号”作用,为西方政治认识论研究提供外在视角。其二,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理念揭示了政治与哲学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政治认识中最内在、最深层的矛盾关系,西方政治认识的过程就是由它推动的。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理念为西方政治认识论研究提供内在视角。本文在逻辑架构上把“知识的统治”与“统治的知识”作为全文的问题意识和始终如一的逻辑线索,在篇章结构的安排上主要依据西方政治认识的历史维度展开。古希腊政治认识奠定了西方政治认识的基本格调——知识与政治的矛盾张力。希腊政治认识的基础与实质就是理性与城邦的颃颉,它深深地打上了城邦与理性颃颉的烙印,诗与哲学之争、自然与人为之争是这种烙印的具体表现。
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观的分析表明：第一,对柏拉图而言,“知识的统治”构成了城邦理念的基础。柏拉图的难题是现实的城邦政治与城邦理念中的知识统治之间似乎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使他的“理想国”很难实现。为此柏拉图调整了政治观,调整的核心是理念的城邦逐渐被“影像城邦”所替代,调整的方式是让哲学和哲学家“下降”到现实的城邦中去,缓和政治观中理念的城邦与现实城邦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二,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观中,也存在着紧张或“断裂”,主要表现为城邦的自然与自然的城邦之间、好人与好公民之间的紧张或“断裂”。亚里士多德通过对世界的划分——把世界划分为人事世界和非人事世界——来达到划分人类理性活动形式的目的,创始了一种对西方政治认识具有深远影响的理性形式——实践理性。以明智为核心要件的实践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亚里士多德城邦政治观中存在的“断裂”,使自然的城邦能够实现城邦的自然。
西方政治认识在罗马和中世纪发生了两个方面的转换:从崇尚城邦整体美德的自然政治观转向追求个体伦理自足的公民政治观；从以自然理性为终极源泉的理性政治观转向以上帝的神圣信仰为至高法则的神学政治观。在西塞罗的政治认识中,“知识的统治”表现在他对希腊哲学理性的推崇、以自然理性为终极源泉的自然法理论和对哲学沉思生活的暗示性追求中；“统治的知识”表现为他在阐述其政治理想时,总是通过罗马的历史暗示,即使是历史上最伟大国家的政治也明显地与由自然理性所决定的完美正义相去甚远。因此在西塞罗的政治观中展现了由哲学理性奠定的理想国家和由历史画卷描绘的现实国家之间的距离和矛盾。因此,西塞罗的政治认识不仅与已经过去的希腊世界具有密切联系,而且预示着将要来临的基督教神学政治观,因此他是西方政治认识论从政治哲学向政治神学转换的过渡和中介。
政治生活的“下坠”是中世纪政治观的重要特征,它蕴涵着一种观察政治生活的崭新视角:政治从目的性价值转换为工具性价值。在奥古斯丁的神圣秩序中,世俗的政治世界在与神圣的上帝之城的对比中显示了罪恶性、受罚性和暂时性。因此,上帝的神圣理性与因人的自由意志的滥用而导致的世俗政治之间的鸿沟是奥古斯丁政治观的基本矛盾。自然法理论是其产物:一方面它体现了上帝的水恒理性,通向“天上之城”,表达了基督教的政治理想和终极关怀；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上帝理性的具体化,甚至“下坠”,表现了奥古斯丁政治观中现实主义的一面,世俗法即是其体现。
假如没有上帝,我们几乎分不清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有多少区别,阿奎那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使自然理性与上帝的神圣信仰在他的政治观中能够和谐共存。阿奎那的政治观蕴涵在他的自然法理论中,法的四分法表明了他对世界多样性的看法,给予政治世界以较高规格的合法性,使政治世界重新成为一个自然的世界。在他的政治观中,“知识的统治”表现为分有上帝神圣理性的自然法对政治生活的普遍性引领,而人法的存在主要是对自然法的模仿和具体化,这可以视为阿奎那政治观中“统治的知识”的体现。当然,阿奎那自然法理论中“良知”和“艮心”理论的提出预示着西方政治认识论的主体性转向。
西方政治认识在中世纪后期及近代开端处处于重大的变动性思维环境中,中古时代的理性必然性创世论逐渐被意志偶然性的创世说所替代,“审美的神义论”逐渐向“非审美的神义论”和“人义论”转换。这种转换意味着政治世界逐渐远离自然理性的目的论秩序和上帝的神圣理性计划,世界是上帝创世过程中自由意志的产物,因而是偶然的,在西方政治认识中再也没有高于人世的标准成为监护政治的应然标准了。休谟问题的提出表达了西方政治认识论在近代主体性基础上的一次自觉,其核心是政治认识的主观形式及其工具性地位与政治认识对象的客观目的性之间的深层冲突。康德理论是对休谟问题的解答,它使西方政治认识论开始全面的主体性化,即政治认识的形式和对象都建基于人的主体性基础之上,并不断实现对政治认识的主体性基础的反思。自康德始,西方政治认识论开始了不间断的主体性反思进程:一方面,西方现代性政治认识论在“知识的统治”与“统治的知识”两个维度间的转换速率越来越快；另一方面,西方政治认识论的反思视野越来越宽阔,在主体性平台上,反思的领域涉及政治认识的形式、政治认识的方法、政治认识的知识性质以及政治认识者的社会背景、心理规律等。
全面反映西方现代性政治认识论丰富内涵的是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现象早已有之,而意识形态理论是近代社会结构变迁和主体性哲学的产物。意识形态理论经历了从哲学认识论革命到实践的政治革命的历史阶段,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深远的后世效应。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是政治理性的自觉性不断提高、政治认知的视角不断深化和丰富化的过程。意识形态理论在历史发展中显现出理性与价值、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基本矛盾关系,它们是“知识的统治”和“统治的知识”的矛盾在西方现代性政治认识中的体现。“知识的统治”和“统治的知识”不仅是西方政治思维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为政治观念意识领域的对立统一,它还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体力量,即知识分子在西方政治发展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型塑着西方政治文明独特的社会格局。西方政治认识论研究对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与西方政治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欠缺对于政治根本合法性质疑的动力,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欠缺西方政治认识论意义上的反思理性,没有形成西方政治文明那样的“对列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