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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Employment)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公民而言，就业的价值是基本的、不可剥夺的。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就业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对于全球而言，就业问题是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一个世界性难题一一就业机会或就业岗位不仅成为国家和地区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相互竞争的稀缺资源，而且成为国家和地区与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争夺的稀缺资源。可以说，充分就业不仅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石，而且是一种政府责任。因为从根本上讲，就业问题是一个公共问题。
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演绎过程中，形成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古典就业理论、以国家干预理论为基础的凯恩斯就业理论和以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就业理论，并成为各国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应该说，虽然不同的就业理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或分析视角的不同，但是，所有就业理论的目标是一致的一一旨在探求实现充分就业的条件与途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理论的分析构架都是建立在对政府职能或市场机制以及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信心”基础之上的。从理论上讲，充分就业高度依赖于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政府不仅要创造一定的劳动就业需求，而且要增加一定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存量，消除结构性矛盾，协调劳动力供求关系，改善劳动力供给状况，增加就业，减少失业，最终实现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均衡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最大化。从世界范围内看，自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充分就业”成为国际劳工组织就业行动的重点目标之一和各国政府共同追求的优先目标之一。国际劳工组织(ILO)等国际组织为实现全球“充分就业”目标而做出了重要贡献；各国政府所采取的积极就业政策，改善了劳动力的供给状况，创造了劳动力的需求，营造了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政策环境，有效地促进本国的就业增长，不断地满足了劳动者的就业需求，为促进我国就业增长提供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国际经验。
失业(Unemployment)和就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在一定时期内就业增长就意味着失业下降。典型失业是周期性失业，而非典型失业，包括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发展性失业是目前失业的主要形式。失业有一定的机理，而就业增长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笔者认为，就业增长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重要前提，而“高增长、高就业”模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理想的就业模式。同时，就业增长与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投资增长、货币增长、工资增长、贸易增长、制度增长和就业增长等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就业增长的逻辑关系。剖析就业增长的逻辑关系为就业增长的公共政策选择提供了理论分析基础。
中国失业问题是一种非典型性失业。虽然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但是，由于劳动力供求的总量矛盾和劳动力供求的结构矛盾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制度性因素制约，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政府将面临着一场“就业战争”。面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对称性和失业群集现象的特点以及中国就业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政府必须承担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从供给和需求方面入手，通过公共政策选择及其公共政策组合，构建公共政策体系，提高就业弹性，促进就业增长，为实现公民“充分就业”目标而提供制度环境、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具体而言，第一，以“充分就业”为目标，建立“就业增长优先”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第二，坚持积极的就业政策，充分发挥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第三，坚持制度创新，构建就业增长的制度体系；第四，创新中国教育模式，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第五，创新中国就业模式，建立非正规的灵活就业方式；第六，建立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完善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第七，完善三方协商机制或社会对话机制，构建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第八，拓展国际劳务合作新领域，开辟国际劳务输出新渠道。总之，在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中，“充分就业”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选择。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充分就业”的价值是永恒的。因此，在市场化进程中，在“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三位一体的框架之下，中国政府必须把“充分就业”作为公共政策的目标选择和价值选择，实现老百姓的“充分的、生产性的、体面的和自由选择的就业”。这应该成为“中国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