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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时期重要文学期刊之一的《花城》杂志,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以《花城》(1979-2009)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政策、编辑、作家、批评家等文学生产要素所构成的文学场进行考察,对期刊发表的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创作的“先锋因素”进行梳理,试图揭示先锋文学发展、繁荣和转变过程中的丰富性,并思考文学期刊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坚持自身的“先锋”品格及此种品格的变化。本文的论述从四个方面展开：绪论部分是对《花城》杂志的概要性描述和分析,对“先锋”、“先锋文学”等核心概念的来源和演变予以界定并进行梳理,同时对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做一个整体性的归纳和整理。第一章着重探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环境、编辑、批评家等因素对先锋文学的影响,《花城》从创刊初“富有岭南气息和特区色彩”到逐步树立探索性、创新性的期刊风格。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等大型文学期刊陆续以“专辑”、“专号”发表“先锋派”作家的作品,气势浩大。《花城》对此显得有些漠然,李士非任主编期间以报告文学赢取声誉亦经历风波。进入90年代,《花城》开始将重心转移至小说,注重形式探索,北村、吕新、苏童等作家频频亮相,这从事实上证明“先锋派”并未“自1989年后走向衰落”。第二章从“新牛代”作家、女性作家、自由作家三个方面探讨“先锋性”在90年代《花城》杂志上的体现和转变：对终极价值的怀疑,对当下现实的关注,是“新生代”作家多元化表层下的潜性基调；独特的女性体验,丰赡的情感诉求,陈染、林白、海男开始了一场精神冒险；倡导理性意识,直面生存的荒诞,王小波的书写最终指向对自由、美好的向往。同时,在回归现实主义书写的大环境下,《花城》通过设置“新小说”栏目,继续推动艺术形式内延与外延的拓展。第三章考察90年代末至新世纪《花城》所设置的“实验文本”和“花城出发”两个栏目,探讨《花城》的“先锋性”在消费主义浪潮影响下有何种变化。《花城》仍旧提倡文体的交融和创新,为文学新人提供广阔的生长空间。新的“先锋因素”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先锋性”,但在表现形态上又有不同于以往的一些特点。综上所述,“先锋”本就是一个流动的开放性概念,一切具有开创性、反叛性、实验性的文学创作都具有“先锋”的特质。历经三十余载,《花城》所坚持的“先锋”文学特质折射出文学期刊发展的曲折性,同时亦映射出先锋文学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