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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的沉思是针对“存在”的,由“我思,有我(我思——我在)”这一命题阐发。笛卡尔将此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原则,进而重申了身心二元,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等传统神学的命题,在思想中建立了一个不可置疑的根基,不仅打消了怀疑,也为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并认为哲学、神学各得其所,科学大可由此徜徉而去。然而,这些思想随即遭到来自神学、哲学、科学多方面的责难。由天赋观念、怀疑方法到第一原则、上帝论证,对其沉思的批驳渗透到其哲学的方方面面,好似他建立的不是其深信不疑的真理而不过是一套错误。倘若真是这样,就没有再做讨论的必要了,但事实上笛卡尔沉思却被公认为哲学中不可绕过的一环,也是被后世哲学中提及最多的,尤其是“我思,有我”。最早对这一命题作出细致、系统讨论的是康德,他将“我思,有我”定性为“利用修辞格的诡辩”,是一则谬误推理,康德基本上是在否定意义上解读笛卡尔沉思的,但依然接受了笛卡尔所开辟的主体性(自我),只不过在康德那里“自我”被先验主体这一更具科学韵味的概念取代。应该说,在一段时期里,学界对于“我思,有我”的看法,实际上主要是受到了康德的影响。近年来,随着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兴盛,胡塞尔的“先验自我”与笛卡尔的深刻联系愈加为人深悉,试图为科学建立根基的诉求一如笛卡尔所忠,就是在这一共同的旨趣下,现象学应运而生,为哲学探讨提供了新的方法与契机;同时,海德格尔则借此以更为宏观的视角,把握形而上学的主题——存在,全方面地诠释了笛卡尔沉思。二者为笛卡尔沉思的探讨提供了主导性的意见。此外,也有学者在其他角度进行研究如心灵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ind),以美国的柯林?麦克金(Colin McGinn)、塞尔(John R.Searle)等为代表,心灵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心身问题,即心理现象的本质、心与身的关系问题,近年来在美国的发展较为迅猛,成果也比较显著;结构主义下,对于笛卡尔沉思的探讨则集中于“自我”概念不确定性的分析,如福柯、德里达。随着对欧美现代哲学的了解愈加深入,国内学界在对笛卡尔沉思的研究中也多由现代视野着手,角度多重、论著不少这自然表现出对于传统哲学命题考察理念与方法上的愈加成熟,但也暴露了一些不足:总体上看,对于笛卡尔沉思的宏观把握仍显薄弱,面对已是千疮百孔的笛卡尔哲学,仍然停留在细节上的讨论就显得不够力道,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对于笛卡尔沉思的剖析应该算是关切宏要的,但就国内研究的现状看来则更多地注重海德格尔对于笛卡尔沉思中一些概念(世界、我、时间等)的讨论。其实,就海德格尔始终探讨的形而上学而言,对于传统哲学的变革是全方面的,不仅是问题,连同方法与态度都一反“常理”,恰恰因此,对于笛卡尔沉思的讨论如果不也是全方面的,就很难体现这种变革,或者也可以说,太过追究细节就降低了其格调。在这一认识下,本文意在在以形而上学为中心诉求的指引下,对笛卡尔沉思的问题,方式与关键概念以及哲学态度等诸方面进行讨论,以求得对于对这则传统哲学命题的深入把握,概括的讲:首先,以“我思,有我”的提出,讨论笛卡尔将形而上学归结为一个什么问题——“存在的是什么?”在传统哲学的基础上,他如何解答这一问题——“我思”。以及这一运思在由其开启的新哲学中所取得的进展,着重讨论康德对笛卡尔哲学态度的继承与发展。在此基础上,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视野审视笛卡尔对“存在”的运思,按照《存在与时间》的论述结构对笛卡尔的命题进行分析比较,使笛卡尔存在之思的成问题在存在论应有的面貌与尺度下展现出来。最后,在《形而上学导论》的指引下,讨论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继续追问,即“追问在本身”。按照这一结构,所关注的就并不仅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则命题,而更是形而上学本身。或者说,是将笛卡尔的存在论纳入形而上学的视野之下,并在其应有的尺度上(这里指的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为我们展示的存在论的问题、方法、视野)予以评析,这种评析只有在对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思考做出深入考察的情形下才可能,这无疑是有难度的,因而,对海德格尔的论述将占有很大篇幅,这是本文在比重安排上的问题,但如何在形而上学的大方向下讨论笛卡尔沉思,我仍然困惑,于是还不得不对此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