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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 ADHD共病 ODD儿童与单纯患 ADHD儿童相比,其认知行为特点及心理社会因素差异，分析 ADHD儿童共患 ODD的危险因素，及共病儿童认知行为与心理社会因素之间的相关性，为共患有ODD的ADHD儿童提供针干预依据。 方法：选择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Ⅳ版）（DSM-Ⅳ）》中ADHD及ODD诊断标准的门诊的患儿共118例，其中ADHD伴 ODD者60例（占总数的50.85％）为共病组，单纯ADHD者58例（占总数的49.15%）为ADHD组。由这些儿童的主要教导者填写自编儿童一般情况调查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Achenbachs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amily Environment Scale-Chinese Version,FES-CV）及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量表（The Parenting Locus Control Scale,PLOC）。儿童完成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第四版（WISC-Ⅳ）中文版测试后填写儿童对婚姻冲突的感知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CPIC）、Piers-Harris儿童自我意识量表（Piers-Harris Children’s Self-concept Scale,PHCSS）。对收集到的所有资料根据变量的不同性质采取t检验、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 结果：共病组儿童与 ADHD组儿童在认知、行为方面相比：共病组类同分测验（t=2.010，P=0.047）得分显著低于 ADHD组，焦虑/抑郁（t=2.07，P=0.041）、注意问题(t=3.353，P=0.001)、违纪行为(t=3.765，P=0.000)、攻击行为(t=5.509,P=0.000)、外化性行为问题(t=5.443,P=0.000)及行为问题总分(t=3.429，P=0.001)均显著高于 ADHD组，共病组自我意识水平的行为因子得分（t=2.420,P=0.017）显著低于 ADHD组。两组的心理社会因素相比：通过一般家庭情况分析，共病组儿童父亲喝酒与ADHD组存在显著差异（t=9.472，P=0.024）。共病组在家庭矛盾性得分显著高于ADHD组（t=2.276,P=0.026）；在CPIC中共病组冲突频率（t=2.429,P=0.017）、冲突解决（t=3.090，P=0.003）、应对效能（t=2.382，P=0.019）、自我归因（t=2.224，P=0.028）、冲突内容（t=2.650，P=0.009）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ADHD组，在PLOC中共病组教育成效因子的得分显著高于 ADHD组（t=2.140，P=0.034）。ADHD共病 ODD儿童心理社会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最终进入方程的自变量为 X1，父亲饮酒；X2，冲突解决；X3，控制性。共病组儿童认知行为特点与心理社会因素的相关性显示：心理社会因素的不同方面与共病儿童的认知行为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总体看来智商与知识性呈正相关（r=0.267,P＜0.05），与教育成效呈负相关（r=-0.376,P＜0.01）；自我意识与应对效能感呈负相关（r=-0.287,P＜0.01）；行为问题与亲密度（r=-0.387,P＜0.01）、组织性（r=-0.440,P＜0.01）呈负相关，与矛盾性（r=0.512,P＜0.01）、冲突解决（r=0.225,P＜0.01）、父母对命运机遇的信念（r=0.275,P＜0.05）、父母对子女行为的控制（r=0.354,P＜0.01）呈正相关。逐步多重回归分析显示教育成效对智商的影响，应对效能感对自我意识的影响及家庭矛盾、父母对子女的行为控制对行为问题的影响能建立有效的回归方程。 结论：共患有 ADHD、ODD的儿童较单纯患 ADHD的儿童存在更多的认知、行为问题及不良的心理社会因素。父亲饮酒、父母间冲突解决不当及家庭的控制性是 ADHD共患 ODD的危险因素。父母对子女教育观念的偏差不利于 ADHD共病 ODD儿童智力的发展；共病儿童对父母冲突应对能力差会降低对自我的评价；家庭的矛盾及父母对子女过多的控制会加重共病儿童的行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