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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一方面可以使得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改善公司治理,从而使公司的业绩表现得到改善。但另一方面,股权激励也可能引发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使得经理人在更多地为个人利益考量时损害到公司的利益。因此要对股权激励在企业中的实施效果进行全面评价,就有必要对企业存在的盈余管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和实施盈余管理所采用的手段,以及该盈余管理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并分析该盈余管理问题与股权激励之间存在的关联。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和回归分析,对华谊兄弟在股权激励方案实施前后的盈余管理程度变化进行了数据处理和分析。通过对季度数据和年度数据的回归分析,和对华谊兄弟盈余管理程度变化的时间点的特征进行分析,与股权激励方案公告、实施的时间进行对比,推断其盈余管理方向和程度变化的原因与股权激励方案有极大关联。本文也使用了BS模型对华谊兄弟的股权激励费用进行了重新测算,对比了华谊兄弟年报中的多项模型参数和期权费用,发现华谊兄弟严重低估了其股权激励费用,再结合华谊兄弟股权激励方案中的行权条件和相应年度华谊兄弟的财务表现,发现华谊兄弟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只是刚好达标,因而推断华谊兄弟低估股权激励费用的原因是为了达到行权条件。本文以华谊兄弟为例,首先分析了企业的成立到上市、股权激励的授予对象与行权条件、股权激励方案出台的背景原因。通过对股权激励方案实施前后的盈余管理在方向、程度、时间点上的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华谊兄弟的盈余管理与股权激励有很大关联,在股权激励公告前,华谊兄弟进行了负的盈余管理,股权激励公告后的第一个考核年度也做了负的盈余管理,最终导致第一期没能成功行权,而在第二期和第三期的考核年度中,华谊兄弟在2013年整体上呈负的盈余管理,但其程度变小,2014年整体则呈正的盈余管理,最终华谊兄弟2013年和2014年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刚好达到行权条件,华谊兄弟2012年至2014年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明显要比以往年度平滑,其盈余管理的行为十分明显。接着本文在盈余管理手段的分析上,本文通过对股票期权费用的估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华谊兄弟在股权激励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盈余管理,华谊兄弟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是操纵期权费用的估计,通过使用相对极端的模型参数,使得期权费用在极大程度上被低估,整个期权费用除去第一期没有达到行权条件,其余部分经本文的测算低估了大致2.17亿,相比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金额,华谊兄弟低估的期权费用在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分别占到了其净利润金额的26.7%、13.3%、10.7%。如果按照谨慎性原则选取模型参数,华谊兄弟的期权费用势必大涨,其在2013年和201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必定不能达到行权标准。因此本文认为华谊兄弟的管理层通过负的盈余管理降低行权条件、隐藏利润,通过正的盈余管理以达到行权标准,使得企业年报向市场放出更为积极的信号,从而获得了高额的行权收益,放大了华谊兄弟股权激励的福利属性。创业板市场的监督不完善也为华谊兄弟的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建议:(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2)完善与股权激励相关的法律法规,(3)完善会计准则、信息披露与监管机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了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中的盈余管理问题,同时通过应用Jones模型对其盈余管理的程度进行了整体的估计,并对其前后各个期间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应用BS模型对其在期权费用上的盈余管理进行了估计。本文的研究可以为深入研究创业板上市公司与股权激励有关的盈余管理行为提供参考。本文的研究可以为完善创业板市场有关股权激励和盈余管理的监督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