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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袭来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态势，投资-出口产业链驱动下的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挑战，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转型。结构性矛盾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而正是这种结构性矛盾中也蕴藏着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动力。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经济体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过程，区域经济的扩散则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二战后，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崛起是工业化区域扩散的典型代表。在区域上，中国的工业化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北京、上海等少数地方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而西藏、贵州等地的工业化还没有实质启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处在工业化前期或工业化中期的前半段。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实现了经济起飞。然而，在起飞之后也就必然面临一个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的阶段。而对于中西部地区等内陆省份来说，工业化正进入加速阶段，投资率的上升和第二产业产值占比的不断提升也会带来GDP的加速增长。中西部部分区位优势明显的省份将成为新一轮中国经济的增长引领者。
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融深化理论的崛起为发展中国通过金融深化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提供了方向。对于后发增长的国家来说，要实现经济的起飞，资本要素的作用必不可少。这实质上也就涉及到金融资源的问题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增长格局的变迁与金融资源的分布密不可分。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中，东部地区的金融资源最为集中，东北次之，然后是中部，最后则是西部。在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上，从长期来看，四大区域都存在着一种金融与经济的正相关关系。但在因果关系上，只有东部地区的金融与经济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相互促进作用。对于其它三个区域来讲，金融对于经济的影响不如经济对于金融的影响大。也就是说，在这些区域，金融与经济之间并没有进入一个协调发展阶段，而金融水平的提升也仅是跟随着经济水平提升而实现的一种被动式提升，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动性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
中国四大经济区域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条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在制定金融政策的时候，改变一体化的政策转而实现差别化的金融政策。金融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主要体现在渠道效应和增长效应。对于四大区域而言，差别化政策的目的则在于引导这两大效应的发挥。具体而言，四大区域亟需的引导重点却有不同。如东部地区发展的方向在于结构升级，对于金融业而言，提升其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以更大的发挥金融业自身的增长效应是重点。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渠道效应的更好发挥是重点。而东北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则是金融的产业渗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