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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苏轼的《东坡易传》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苏轼的易学体系和哲学思想。论文的研究次序分述如下：
第一章：简要论述有关《东坡易传》的成书背景。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周易》是宋代儒家学者重要研究及注解的对象，并且着重于对经传中义理的阐释；从学术渊源来考察，苏轼的思想体系延承自苏洵，并在他与苏辙的共同努力下发展形成为“苏氏蜀学”；《东坡易传》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关于苏氏父子三人合力完成《东坡易传》的观点，可以认为是三人共同建构了一个易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是由苏洵最早开创，苏轼在其基础之上，融会父子三人的思想，最终撰成了《东坡易传》一书。在后世的流传中，《东坡易传》一直未能产生广泛的影响。主要是因为“蜀洛党争”，导致了《东坡易传》被排斥在正统的易学思想之外而备受冷落。
第二章：苏轼作为义理派易学家，在建构他的易学体系时，首要的工作就是提出一套卦爻结构关系的解释原则。苏轼并没有象王弼那样写出一篇专论(《周易略例》)来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本文试图按照《周易略例》的体例，并在《东坡易传》与王弼《周易注》的对话关系中，梳理出苏轼的卦爻解释原则。主要内容包括《东坡易传》中的取卦原则、爻的作用与性质以及三种卦爻关系：“卦定爻适说”、“卦和爻别说”、“卦性爻情说”。
第三章：主要讨论《东坡易传》中的哲学思想，共分为三个方面：本体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
在本体论部分中，先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通过苏轼对“一阴一阳之为道”的解释，说明苏轼继承了老子“道论”的观念，认为是“非有非无”的“道”产生了万物，“道”是超越一切的最高的哲学范畴。同时，苏轼在《东坡易传》中提出了一个“一”的概念，这个“一”应该认为是从宇宙变化历程的角度来理解“道”，我们可以把这个“一”称之为“道之全体”。之所以这样表述，其实主要是从“用”的方面来把握“道”，因为作为虚玄微妙有象无形的道，确是始终充盈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而发挥其作用的。
在道德哲学部分中，以“性”的概念为核心，探讨了苏轼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性命之学”。关于性与道，苏轼认为它们是一种“相似”的关系。这是因为苏轼的“道”是生成万物的本根，所以作为人道的性只能与它相似，在某种意义是等同的，但不是绝对合一的。不过这也造成了苏轼哲学思想体系中天人二分的倾向。性与命的关系是苏轼性命之学的核心问题。苏轼认为性是不可言说的，他给性下了一个“定义”：君子修其善消其不善，小人修其不善消其善，但最终都有不可消去的东西，这个东西即便是尧舜也不能使其增加，桀纣也不能使其消亡，这就是性。因此说，苏轼认为性是一种建立在自然本质之上无善无恶的性。对于“命”，苏轼认为是“性至其一而无我”的状态，同时他认为人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来把握这种性命关系。性与情的关系则主要是探讨形而下的问题，“命-性-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但是作为《易》来说，目的不在于自性至情的顺，而是要通过由情返本逆求于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终极目的。在“性之善恶”的问题上，苏轼批评孟子并没有看到性，只是看到了性之“效”，而他认为性是非善非恶的。
在政治哲学部分中，主要讨论苏轼在其政治实践中的易学基础。北宋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政治生涯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对于变法，苏轼有自己的主张，他并不是一个保守派，而是反对激进式变革方法和王安石的变法内容，这些都可以从《东坡易传》中找到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对于君臣关系，苏轼认为最重要的是君臣之间的相互信任。在《东坡易传》中，苏轼以一种“结构”性的解释方法对君臣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对比《大过》卦九二爻辞和《小过》卦六二爻辞的解释，强调了君臣关系在势力不平衡的状态下，君与臣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而通过对比《既济》卦六三爻辞和《未济》卦九四爻辞的解释，说明了政治环境不同，君臣的关系变化的内在原因。对于军事思想，苏轼在《东坡易传》中表达了对军事的高度重视和对战争的慎重态度。结合苏轼《孙武论》中“如何用智”和“乐战而不好战”的观点来理解《东坡易传》中的军事思想，则更能深刻的理解其中蕴含的哲学道理。
第四章：本章主要讨论《东坡易传》中的佛道思想。苏轼虽然骨子里是个儒家，但由于成长背景、个人性格以及人生经历等原因，他始终以融通儒释道三家思想为方向。本章试图通过几个命题来揭示《东坡易传》中的佛道思想渊源。“以静观动”、“以柔克刚”的思想来自于老子。“无心而一”的命题则是受到了郭象“独化”论思想的影响。而“无所得故而得”一节表明苏轼试图融通儒释道三家思想。